《宗教与美国社会》系列丛书出版的主旨是为促进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以及其他相关议题的研究。鉴于宗教在美国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重要性,研究美国宗教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美国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同样鉴于宗教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以及美国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可以说宗教研究不仅是美国研究,而且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基础之一。作为中美关系中的历史性、经常性和情感性因素,宗教对中美关系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议题。《宗教与美国社会》第16辑分为美国宗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史三个部分。
徐以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哲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组评审专家、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工作专家库特聘专家、金陵协和神学院院董等职;上海市政协委员。研究方向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基督教史、美国宗教等。创办并主编学术丛刊《宗教与美国社会》《基督教学术》(与张庆熊共同主编)、《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以及《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论丛》。
本辑代序
◆大国宗教(代序)徐以骅()
美国宗教
◆美国伊斯兰朝觐研究:组织方式、挑战和对策李立()
◆宗教和政治行动[美]肯尼斯·D沃尔德(Kenneth Wald)阿利森·卡尔洪-布朗(Allison CalhounBrown)著章志萍译徐以骅校()
◆最高法院为何改变了它对政府资助宗教机构的看法:远不只是因为共和党的任命道格拉斯·莱科克(Douglas Laycock)著张远和译()
◆公共场所宗教标志案件的司法审查:基于美国最高法院判例的分析张明锋()
宗教与国际关系
◆拉丁美洲的阿拉伯人:历史与身份意识邓皓琛()
◆控制与荫蔽:现代缅甸宗教政策的逻辑王康宇秦倩()
◆天主教远东传教格局重组对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从17世纪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远东传教来看(1650—1700)谢子卿()
◆“地缘宗教”视角下的以色列耶路撒冷政策张璇()
◆航空时代的全球朝觐[美]罗伯特·R比安奇(Robert RBianchi)著钮松译()
宗教史
◆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的社会意义陈艳艳李勇()
◆宗教改革的延续——16世纪英国清教运动探析邵政达()
◆著(译)者简介()CONTENTS
大国宗教(代序)
徐以骅[内容提要]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在国际舞台上,尤其在国际慈善、世界和平以及跨国跨文化交流和对话等领域中真正有能力把宗教抱负付诸实施的,还是大国宗教和以大国宗教为依托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近年来我国宗教尤其是佛道教的对外交流,不仅是我国对外宗教交流能力大幅提升的写照,也是展现大国宗教国际竞争力优势的范例。沟通和交流是宗教的天然属性。由于宗教作为我国民间交流载体的特殊性,我们既不必将国家外事功能过多地赋予我国宗教,也无需对我国宗教团体的对外交流活动作泛公共外交的解读。随着我国宗教法治化和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宗教软硬件水准以及宗教的社会认知度和受尊重度的不断提高,作为大国宗教的中国宗教将会对国际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大国宗教国强教弱/强国强教中国美国
因笔者的研究领域涉及中美两国,总想对两国的宗教做一番比较研究。但两国的宗教国情大相径庭,宗教表现形态千差万别,实难找到共同之处。如简单粗暴地加以比较的话,两国宗教似乎也确实存在某些可比性,其中之一就是“大国宗教”。
宗教与美国社会大国宗教(代序)一
“国强教弱”或“强国弱宗教”是关于中国宗教的一般看法。所谓“弱宗教”是指信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低,以及国民的宗教性和虔敬度较弱等。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印象。鉴于东西方宗教的差异,宗教性和虔敬度是很难准确测量或加以比较的。
所谓“国强教弱”说法的另一不足,就是忽视国家与宗教之间的相互作用。除非较极端的个案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梵蒂冈教皇国,大国在宗教信徒和宗教机构上的绝对数值,以及本国宗教所凭借的物资条件、社会基础乃至国家地位,均非小国宗教所能比拟。就中国而言,虽然信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较低,但近两亿宗教信徒的绝对数值,却超过世界上包括一些传统大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我国国民的宗教性和虔敬度虽然可能较弱,但我国宗教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却远非许多全民信教的国家所能及。如同经济发展水准和国力评估一样,一国宗教的强弱不仅要看相对数值,可能更要看绝对数值。而一国宗教影响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该国国力的强弱。因此,与“国强教弱”相比,“大国宗教”可能是对中国宗教尤其是中国宗教国际影响力的更好描述。
与中国所谓“国强教弱”相比,美国则容易给境外人士留下“强国强教”的印象。其实一些美国宗教研究的学者如普林斯顿大学宗教系的约翰·F威尔逊(John FWilson)教授就指出,尽管宗教在美国历史上有着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宗教在美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未得到充分认识,甚至被“云遮雾罩”,这是由相当复杂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由于美国的联邦制政治设计和多元且弱势的政府结构,给了宗教和宗教团体以极大的自由和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宗教对社会和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宗教机构和宗教运动能量的大量外溢、丰富灵便和与时俱进的表达方式,以及对克里斯玛型权威而非法理型权威的路径依赖,使美国宗教呈现了明显的稀释效应或弥散化倾向,在许多情况下宗教的存在和影响难以名状,若有若无,隐而不彰,因此常被熟视无睹。参见[美]约翰·F威尔逊著、徐以骅等译:《当代美国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三章。
近40年来随着基督教福音派的兴起以及宗教政治化转向,宗教在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凸显,但包括宗教右翼在内的美国宗教团体不仅受制于政教分离的传统,而且陷入被描述为“文化战争”的内部撕裂。尽管关于美国宗教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蓝州”和“红州”的左右对峙等等说法,常常被批为夸大其词,以偏概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所谓“文化战争”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场“文化口水战”或“想象的战争”,更多地表现在政治精英而非大众层面,因此“宗教并非美国政治的主要分割线”。Kenneth DWald and Allison CalhounBrown,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sixth edition(Lanham,Maryland: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1),p199但不可否认的是,内部纷争或“窝里斗”是美国宗教和宗教团体无论在国内政坛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受到削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理论角度来说,政教分离的国家很难产生其国内“教坛”由具有强烈保守和排他色彩的基要派教会团体全面把持的局面,而“强宗教”(strong religion)正是目前学界用来描述宗教基要派属性的主要形容词之一。Gabriel AAlmond,RScott Appleby and Emmanuel Sivan,Strong Religion:The Rise and Fundamentalisms Around the World(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因此,“大国宗教”可能也是对美国宗教及其国际影响力的更好描述。
当然,尽管美国宗教和中国宗教同属大国宗教,但两者之间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同属大国经济的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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