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1812年生于英国的朴次茅斯。父亲过着没有节制的生活，负债累累。年幼的狄更斯被迫被送进一家皮鞋油店当学徒，饱尝了艰辛。狄更斯16岁时，父亲因债务被关进监狱。从此，他们的生活更为悲惨。工业革命一方面带来了19世纪前期英国大都市的繁荣，另一方面又带来了庶民社会的极端贫困和对童工的残酷剥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使狄更斯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15岁时，狄更斯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抄写员并学习速记，此后，又在报社任新闻记者。在《记事晨报》任记者时，狄更斯开始发表一些具有讽刺和幽默内容的短剧，主要反映伦敦的生活，逐渐有了名气。他了解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和风土人情，这些都体现在他热情洋溢的笔端。此后，他在不同的杂志社任编辑、主编和发行人，其间发表了几十部长篇和短篇小说，主要作品有《雾都孤儿》、《圣诞颂歌》、《大卫·科波菲尔》和《远大前程》等。
狄更斯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与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相关联的事件。他在书中揭露了济贫院骇人听闻的生活制度，揭开了英国社会底层的可怕秘密，淋漓尽致地描写了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本书起笔便描写了主人公奥利弗生下来便成为孤儿，以及在济贫院度过的悲惨生活。后来，他被迫到殡仪馆做学徒，又因不堪忍受虐待而离家出走。孤身一人来到伦敦后，又落入了窃贼的手中。狄更斯在其作品中大量描写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对平民阶层寄予了深切的向情，并无情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制度。他在小说描写的现实性和人物的个性化方面成绩是突出的。他成为继莎士比亚之后，塑造作品人物数量*多的一个作家。
《世界文学名著：双城记（全译本）》
那是最美妙的时节，那是最残酷的时节；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昧的时代；那是信仰的岁月，那是怀疑的岁月；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接升人天堂，我们直接坠人地狱。那段时光与现在非常相像，甚至连当时某些喜欢大发言论的所谓权威也坚持它曾被接受。不管是说它好，还是说它坏，都是在最高层面上的比较。
那时，盘踞英国宝座的是一位大下巴国王和一位相貌平庸的王后；法兰西的皇帝宝座上坐着一位大下巴国王和一位美貌的王后。而在支配着两国全部财富的爵爷们看来，江山稳定，万事不改，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
那是1775年。那个时期，“灵魂启示”在英格兰风行一时，如同现代一样。索斯科特太太③刚刚过完了她幸福的25岁生日，王室卫队一个士兵便宣布这位太太早已有了安排，要使伦敦城和威斯敏斯特遭到毁灭，从而为她的崇高形象的出现开辟道路。即使雄鸡巷的幽灵，也被吹嘘得神乎奇神。通过神秘的敲击声发出它的预言之后，已经销声匿迹整整12年，而去年还有鬼魂用敲击声传达预言，真是缺少了那么几分神秘主义惯有的独创性。被神秘世界的新闻所吸引的英国国王和他的臣民不久之前才得到一些殖民地的消息。那些消息来源于远在美洲的英国臣民代表大会。说来也奇怪，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一信息竞没有他家的鸡窝里丢失了一只小鸡更重要。
法兰西在对通灵问题的关注上不如她那以盾和三叉戟为标志的姐妹英格兰。法兰西正在一个劲儿地走着下坡路，一边不停地印制钞票，一边不停地挥霍着钞票。此外，法国在她的教士们的指导下，以做慈善功德为乐，诸如仅仅因为一个青年看到一队肮脏的修道士在离他五六十米远的地方经过时．没有冒雨扑通倒地，下跪致敬，就判处他被砍掉两手，用钳子拔掉他的舌头，然后将他活活烧死。而很有可能就在那青年被处死之际，生长在法兰西和挪威森林里的一些树木很可能已被“命运”这个樵夫相中，马上就要被砍倒，锯成木板，打造成一种，在历史上以恐怖著称的，带着一个口袋和一把铡刀的活动架子。很可能就在那时，有些粗糙的大车停在巴黎郊区一些劳苦的农家简陋的棚子里遮风避雨。那些车很简陋，溅满了郊野的泥浆，在它旁边，猪群发出哼哼声，家禽毫不客气地栖息在上面。这东西也极有可能已被“死亡”这个贪婪的家伙看上，要在革命时把它作为死囚囚车派上用场。可是尽管“樵夫”和“农民”忙活得不可开交，却总是悄无声息，小心翼翼，行动相当谨慎，从不让人听见。因此，倘若有人猜想到他们正在行动，反倒会被认定是无神论和大逆不道。
在英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社会治安和人身保障。即使在首都，每天晚上都会出现手持武器的歹徒，明目张胆地盗窃、抢劫和拦路索财。甚至有公开的告示警告：各家各户，凡要离城外出的，务必把家具物什存人家具店的仓库，以确保安全。有些人晚上是强盗，白天却是正经的城市商人。倘若他的“老大”身份被抢劫同行认出来了，受到质问，他便会潇洒地射穿对方的脑袋，然后扬长而去。七个强盗抢劫邮车，被警卫击毙三个。“由于弹药不足”，警卫自己也被另外四个强盗打死。紧接着，强盗平静地抢劫了邮车。伦敦市的市长大人，那个平日里神气十足的大员，在特昂安森林被一个拦路抢劫的暴徒叫住，只能乖乖地站住不动。那强盗竟在很多随从的面前把那位市长大人掳了个精光。伦敦一些监狱的犯人和看守打起来，这些法律最高权威的代表竟然用装了弹药的大口径霰弹枪向犯人开枪；小偷竞在朝廷的客厅里剪去显贵们脖子上的钻石十字架；火枪手闯进圣·戛尔斯教堂去搜查私货，暴民们却对火枪手开火，火枪手也对暴民以牙还牙。然而，无论哪一件案子，人们都不认为太离奇。在这些案子发生之际，一向很忙碌然而总是无益有害的绞刑手更是忙个不停，他们时而绞死一长排各种各样的罪犯，时而在星期六绞死一个星期二抓住的侵入私宅的抢劫犯，时而在新门监狱烙打犯人的手，时而在威斯敏斯特议会厅门口烧各种小册子；今天处死一个罪大恶极的凶手，明天处决一个从农家孩子那里抢了六便士的可怜小偷。
这些事件，以及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件，都发生在那令人怀念的1775年。在这些事件的层层包围中，“樵夫”和“农民”仍然默不作声地干着活儿，而那两个大下巴的，还有另外两个面貌既不平常也不美貌的人物，迈着傲慢的脚步，专横地挥霍着他们来自于神授的君权。1775年便这样引导着他们的丰功伟绩。而千百万小人物——这部历史的人物也在其中——沿着展现在他们前面的条条道路前进。
第二章邮车11月下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多佛④大道伸展在与这段历史有关的几个人之中的第一个人前面。对他来说，多佛大道好像就在多佛邮车的另一面。那时这邮车正咯吱咯吱地往射手山⑤艰难地蠕动着。他像其他乘客一样在邮车旁踩着烂泥往上走。倒不是因为乘客们偏爱徒步的锻炼，而是因为山坡、马具、泥泞的道路和邮车都令马匹吃不消。它们已经三次徘徊不前了，以至于有一次拉着邮车横过大路，要想从这苦役中叛逃，把车拖回黑荒原⑥去。好在缰绳、鞭子、车夫和卫兵的联合行动，宣布了禁止别有用心地认为动物也有理性的那种说法。它如同一份战争文件一样产生了奇效。于是那几匹马不再较劲，继续拉车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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