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表的沧桑：牧惠杂文精选_牧惠_9787515509709

　　《华表的沧桑——牧惠杂文精选》精选牧惠先生70余篇杂文结集出版。他的杂文通过一种对历史的对照来关注现实，并蕴涵着古典文学的特殊韵味。这种形式在整个中国杂文界是非常特殊的。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
　　《华表的沧桑牧惠杂文精选》精心选编新中国成立以来优秀杂文作家的精品文章，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全面展示建国后特别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整体风貌，有高度、有广度、有深度，可为后人留下一份可资信任和检索的翔实资料。
　　《华表的沧桑牧惠杂文精选》由著名杂文家朱铁志先生主编。
　　朱铁志先生从事杂文创作将近三十年，曾获鲁迅文学奖，多次获中国新闻奖以及中国报纸副刊年度金奖，多次获北京杂文奖，上海笔会文学奖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杂文奖，被誉为当代中国中青年杂文家的领军人物。
　　本项目得到邵燕祥、舒展、陈四益、王春瑜、蒋子龙、李国文等诸多杂文大家的支持和肯定，基本囊括当代有影响的重量级杂文家，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作者队伍：
　　何满子、章明、牧惠、邵燕祥、王春瑜、吴有恒、严秀、周修睦、李克因、朱正、黄一龙、朱昌平、王学泰、流沙河、蒋子龙、李国文、舒展、陈四益、王乾荣、鄢烈山、瓜田、叶延滨、吴非、陆春祥、符号、张心阳、刘齐、朱铁志、李乔、梅桑榆、杨学武、徐怀谦、潘多拉
　　名家推荐：
　　选编一套以反映新中国以来杂文创作整体状况的“大系”，无论对于整理资料、繁荣文学创作，还是对于研究文学史，推动文化建设，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王蒙
　　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杂文像短篇小说一样，起到了突出的引领作用。秦牧的《鬣狗的风格》、林放的《江东子弟今犹在》、牧惠的《华表的沧桑》等振聋发聩，至今令人难忘。《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即将出版，这是一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空白的工作。——王巨才
　　《华表的沧桑——牧惠杂文精选》体现了作者丰富的历史知识，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如王元化先生所言：“牧惠的杂文，不仅有思想锋芒，更有大量的信息，读了很有收获。”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华表的沧桑
　　在北京住了那么些年，经常路过天安门，也就总见着竖在金水桥前的华表。可这华表到底是代表怎么回事呢？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打听。后来读《史记》，才终于晓得，这华表原来大有来历。
　　据说，在唐虞盛世，“圣君”们很重视接受群众的监督，注意听取各种意见。除了在朝廷里设有史官、谏官之外，对来自民间的意见也很重视，“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 ,商旅议于市”，知识分子、平民百姓、做生意的人，都可以公开议论政事。尧又是其中一个很得人心的圣君。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有一项措施是，竖一根有一条横木像个“午”字那样的“表”在外头，叫做“诽谤之木”，让人们把他在政治上的缺失写在上面。这“诽谤之木”，相当于意见箱、意见簿之类。它就是华表的前身。
　　这“诽谤之木”如何一步步演化成华丽的装饰品华表呢？照我看，大概同“诽谤”这个词的含义的变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如果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现象：一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好的、褒的，由于种种原因，它开始同它本来的含义区别、分开甚至闹到对立起来，变成一个坏的、贬的意思。例如“辩论”这个词，按照字典的解释，按照过去的理解，应当是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互相讨论，分清是、非、真、假的意思。讨论问题的各方面应当是平等的，讨论的方法应当是说理的。然而，曾几何时，“辩论”这个词儿却变得有点可怕。“辩他一辩”、“这个人挨辩论过”，这话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犯了非同小可的错误，最少挨批判过。“造反”这个词，在封建社会、在解放前，等同作恶；解放后，明白“造反”其实就是革命；后来，又给林彪、“四人帮”把它搞成同捣乱、破坏一样意思。诸如此类，例子不少。“诽谤”这个词，同样有过这种经历。
　　现在我们讲“诽谤”，那意思，同歪曲、造谣、诬蔑之类的词义是相同或接近的。其实，在最先，“诽谤”只是非议的意思。对政事有什么非议，你就写在“诽谤之木”上头，如同今天写在意见簿上一样。既然是非议，是意见，粗分起来，最少有两种。一种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一种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为什么后来“诽谤”就只剩下后一种含义呢？一种可能是“诽谤之木”老是写着一些造谣诬蔑的谎言，因而慢慢把“诽谤”这个词败坏得如同造谣；一种可能是，那上头写的其实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值得听听的意见，统治阶级不喜欢，把一切非议都说成是坏的，得定罪的，慢慢地也会把“诽谤”同恶毒攻击混同起来。看来，在封建社会，后一种可能性要大些。诽谤变成恶毒攻击，“诽谤之木”给塑上龙凤，成为摆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也不纯是靠推理。大家都晓得，秦始皇那时就是不欢迎提意见的。刘邦数秦的罪状，说它“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只要非议一下秦始皇，就有灭族之祸。贾山给汉文帝上书，也讲到秦所以失败得那样快，就是由于他“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从这里看，在汉那时，“诽谤”两个字还并没有等同造谣诬蔑；但是，秦始皇却早已经把它看成是很坏很坏的字眼了。也许在秦那时，“诽谤之木”就早成为阿房宫前面的华表了吧？
　　在封建社会，一些开国的皇帝，一些比较清醒的政治家，多少懂得设立这个意见牌之类的必要性。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且不去讲了。朱元璋也是个开国皇帝，他设了一个通政使司，就颇有点竖“诽谤之木”的味道。按规定，“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可以密封交到通政使司，然后直接送到朱元璋那里。洪武十年，他任命曾秉正当通政使，对曾“训谕”一番，意思说，政治好比水，得经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达，天下才得太平，所以管这个单位叫“通政司”。朱元璋让人民有机会直接向皇帝非议政事，这个制度应当说是好的。
　　但是，封建帝皇到底不可能同人民群众有真正的“流通”，更多的时候是堵塞，搞“诽谤者族”。朱元璋自己当政时都未必通，他才死不久，一切更是告吹。不要说来自民间的非议他的子孙听不进，因为进谏而被皇帝下令廷杖至死的，多得难以统计。到后来，好几个皇帝索性根本不同大臣照面。当了十几年皇帝，见过一次大臣，就被歌颂为“盛事”了。仅仅因为谏阻正德皇帝老是去游玩，就有数以百计的大臣罚跪午门，关入囚狱，廷杖至死。如此这般，浑浑噩噩地过了一百六十多年。
　　于是，明朝永乐皇帝修建的宫殿在，华表在，而明朝的江山却被这些未必懂得华表的作用的子孙断送了。竖立在那里的华表，就成了这一切的见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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