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陈一坚自传_陈一坚口述；刘宇辉执笔_9787516503201

《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陈一坚自传》通过陈一坚本人及其50多位同事、亲朋的回忆，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报刊、杂志、电视和网络媒体的宣传报道，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一位矢志航空报国，命运坎坷、成就卓著的飞机设计师的成长历程和多彩人生。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肇始了共和，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大学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系列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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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业完成后，父亲打算出国去继续读书。但我祖父不同意，要求他继承祖业。父子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父亲拿了些衣服就离开了家，自己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去日本东京学习机械工程。
出生于商人世家，子承父业乃人之常理，偏偏到了父辈却斜生旁枝，读书治学代替了经商之道。不过正是父辈的这种执著和追求，加之祖先之灵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及第垂范，都对我影响至深，也促使我走向一心求学和航空报国的道路。
父亲不顾家人的反对，怀抱“教育救国、科技强国”的美好愿望去了日本。虽然父亲是负气离家的，但到了日本之后，祖父还是给他寄去了生活费。当时，公费已足够个人使用，所以，父亲又将祖父给的钱寄回，要祖父用来供弟弟们读书。
父亲在日本念完书后回到国内，受聘于一所学校，正好遇上“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愤然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经常给学生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抗击外族侵略的故事。我记得，自己当时还很小，父亲每次游行回来都拿着宣传册，很激动地跟我和弟弟讲一些东西。自己那时候还不大能理解，现在想来，父亲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和强烈的爱国之心影响了自己一生。
父亲年轻时有过献身教育事业的抱负，他的理想是教育培养青年一代，他认为，国家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是缺少教育，从此矢志“教育救国”。但当时由于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他的理想变成了泡影。他一向痛恨贪污腐化，不愿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他的朋友当时任江西省公路局长，来电请他去当“官”，他拒绝了。伪教育厅屡次请他担任高工学校校长，公文已经送到了，父亲把它退还，坚决不干，认为还是当教员最好。最后，他谢绝各处的聘请，到学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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