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_杨玉英_9787507752069

　　读《<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这部书稿首先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我原本的专业就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尤其是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有过一些研究，曾经出版了一本《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所以，对于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风东渐的历史现象比较了解。但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输出的过程和史实，实在是所知甚少。通过对杨博士的这部书稿以及她的另外几部大著的阅读，现在确实有了比较清晰的一些脉络的把握。杨博士在这方面的研究功底深厚，尤其是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极其翔实，的确让我很好地补上了一课。

　　这部《<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的特点就是其研究课题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孙子学研究、汉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的弱项，该研究所关注的内容长久以来并没有受到国内外广大孙子学研究者、汉学研究者和传播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甚至尚未有国内外学者对《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搜集和整理。杨玉英教授的书稿广泛搜集了《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英译文本和应用研究成果，特别是通过日本学者的帮助找到了现已绝版的1905年在东京出版的英语世界第1个《孙子兵法》英译本，在文献材料上具备了原创性、稀缺性、完整性性，为国内外的孙子学、汉学和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材料，并为其搭建了一座汇通之桥。在研究方法上，著者借鉴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从系统、整合研究的角度出发，在大量阅读一手英文资料的基础上，采用文本细读法、微观分析法、变异性研究以及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成果作了系统的介绍与梳理，从异质文化的视角以及异质文化间的差异与互补作用方面，分析探讨了《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传播与接受研究过程中的发生、发展与变异。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昧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列国汉学史书系：<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这种独特性对于一个人如何研究《孙子兵法》的文本及其在现实语境中的实践有着深远的意蕴。这意味着现在对《孙子兵法》的翻译仅仅只是这个复杂过程的一部分。文本包含了词语，而词语陈述冲突的本质，为我们提供了一大堆范例。但是，只有当我们超出了其特别的词语、概念和例子时，我们才能自由、准确地对那些之前出现在我们周围的以及我们自身的生活状况做出公开的回应。

　　如果我们能够辨别《孙子兵法》的观点，看清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倒是会对这个过程有所帮助。尤其是，这是一个“以全争于天下”观。以某方式采取全部的手段来战胜敌人可以使我们自己的和敌人的资源尽可能的不受损失。这样的胜利对于我们和对于我们之前的敌人来说都会留下某些在其基础上可加以建造的东西。这并非仅仅是一种哲学的姿态或利他的方法。摧毁，不仅对那些被打败的人、他们的居所以及他们的土地，而且对那些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试图加强他们的“和平”的战胜者来说，带来的都只能是灾难。真正的获胜是超出侵略之外的胜利，是一种尊重敌人的基本人权并因而使得冲突变得不再有必要的胜利。

　　“以全争于天下”观是从我们生活的普通细节开始的。它包含了所有的因素。那位试图让她的儿子上床睡觉的母亲必须了解儿子的习惯、性格、性情以及她自己的这些方面。这些因素白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在那个特别的夜晚在起作用。合理地对这些因素进行思考，那她的行为将会随着这些变化着的情形而发生转变和做出回应。自始至终，她在寻求一个更宽泛的视角。

　　那个更宽泛的视角是如此的有力以至于它很微妙地带给其周围的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即她的儿子、我们的敌人以及我们那不心甘情愿的盟友并不明白的观念。这个观念既是强有力的也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将他们以一种他们认知的方式包蕴其中。这个观念是具有包容性的，超出了琐碎的小事之外，而且关乎他们自身的努力与观点。这并非仅仅是将他者吸引到你那一边，而是将其带到比任何一边要更大的某件事上。这种观念一直是存在的。它会伴随着相当的义务而生。

　　“以全争于天下”观同时也是一种存在的方式和一种洞见的方式。由于我们的行为会自然地从其而生，因而它也是一种行动的方式。它并不排除使用武力，但是在使用武力的过程中，它力图保护所有可能性——让选择权公开，并将别人的幸福包蕴在其中。这种观念最终会导致胜利。

　　“以全争于天下”观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战而胜。但是不战而胜并非一种简单的达到我们的目的的、不用消耗任何有价值的资源替代方式。它是对冲突之根本的完全不同的理解。它与“双赢”有些相似，介入其中的每一方都能获得其所需要的东西。但获胜远超过了在更大的视野中任何一方的特别要求。因而，它适用于平等双方的友好谈判中，也适用于处于激烈冲突状态下的不平等双方中。这种胜利会带来相当大的威力，因为其并不需要忠于较小的参照点。

　　胜利会拥抱世界的各个方面。拒绝其部分即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形势的和易性，使得武力成了唯一的选择。那会使得我们自身的和我们周围的战争不断。它会使得将他者看成我们的敌人，将冲突看成是要么赢要么败的观点变得更加顽固。它会让我们容易受到失败的影响，因为它会俘虏我们的思想，隔绝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并妨碍我们对重新崛起的全面认识。

　　然而，不管胜利的这种愿景有多吸引人，真相仍然是，《孙子兵法》是由很久很久以前那些与我们自己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人写的。如果我们想研究他们的文本，那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其核心的法则而同时仍然能认识到这些法则是在一个特别的时代和地方产生的呢？我们不能简单地忽略这些差异，并得出他们的思想就是我们想要的结论。

　　这是一个关于在我们不熟悉的与我们熟悉的东西之间时空之衔接的问题。《孙子兵法》这《列国汉学史书系：<孙子兵法>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曾经属于某些人。现在，我们可以宣称，它可以属于我们。对于《孙子兵法》的文本是如何产生和它在其首批使用者的世界里意味着什么之本质的更好理解将有助于我们搞明白其文本是如何属于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

　　学者们相信，《孙子兵法》是从公元前4世纪的某个时期的口头传统中产生的。那时中国的管理模式、战争、道德以及社会组织都在经历着极端的混乱。地方战争摧毁了人们对旧有方式的自信。于是各种各样的、从对传统形式的复兴到锋芒毕露的、有助于更大的军队和客观官僚主义的形成之组织效能等解决办法出现了。

　　……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