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出版，激起了有关价格和利润分析以及危机理论的新争论。就危机理论而言，在大萧条前夕，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在随后的10年间，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推动了德俄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金融资本、垄断、国家支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就不同类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进行了争论。1917年后，俄国的理论家不得不正视一个巨大的困难，即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以改造，以使其适应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境况，而他们曾经的同志——德国和奥地利的理论家们（现在大多数被视为自己的敌人），则纠缠于西欧和美国的国家管制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重大的缺陷，但到1929年时，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退化’。相反，它已继续进入了新的领域、提出了新的思想、面对了新的对手，并遭遇了新的问题。它的多样性、它的分裂、它的不和谐是它巨大力量的来源。”
霍华德，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经济系杰出荣誉退休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体制。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异端经济学研究。
金，拉筹伯大学经济和金融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异端经济思想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以及经济思想方法论
4.卢森堡的《反批判》鲍威尔的增长模型，无疑是1914年之前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尝试进行的最成熟的宏观动态分析，它与现代哈罗德一多马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直到最近才被完全理解。鲍威尔文章的目的是为了驳斥卢森堡的崩溃理论，并说明在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稳定的均衡增长是可能的。尽管他对《资本积累论》的批评是有力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目标，但是鲍威尔自己的模型也未能经受住更加细致的审查。早在1929年，亨利克·格罗斯曼就证明了鲍威尔数值例子中所确定的增长路径，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已经被现代数学分析所证实。在经过32年的生产周期后，经济将会耗尽它用以维持给定的积累率提供资助的剩余价值。这是鲍威尔不变资本以两倍于可变资本的速度增加，剥削率保持不变的假设的必然结果。从代数上看，S1和S2上升的太慢以至于无法满足模型所要求的Aq和Ac2的持续增加，积累的过程无法一直继续下去。从技术上看，鲍威尔的模型过于武断。稳定增长只有在鲍威尔提出的限定条件中，至少有一个被放松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一个明显的选择是允许剥削率上升，从而可以增加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率。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存在充分的灵活性能够保证稳定增长的可能性，确保这种可能性的最确定的方法是保持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在不考虑鲍威尔本来意图的情况下，他的模型是一种和技术变革过程中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都不是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理论。
然而，这种判断完全不会损害鲍威尔危机理论的声誉，他的危机理论只能用它自身的优点来加以评价。积累不足时期和积累过度时期交替出现的概念有着直观的吸引力，而且它的确引起了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避免了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理论中的许多固有困难的同时，提供了对周期性波动的解释。但是，鲍威尔的理论也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因为它没有考虑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波动。萧条时期总是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总需求不足以实现经济中的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时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坚持把危机和实现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在文章的开始部分，鲍威尔的确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加和资本主义消费能力逐渐缩小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考茨基式的暗示并没有很好地加以深入展开。因此，鲍威尔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是很不完整的。
这些批评中，很少有哪个是由卢森堡在她那明显充满愤怒情绪的《反批判》中提出的，她对鲍威尔提出的很多反对意见是不着边际的。她指责说人口变化不是资本积累的真正基础，积累可以在人口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就像当时的法国那样）；积累决定了人口增长率而不是相反。卢森堡把鲍威尔对两部类之间比例失调的分析驳斥为“纯粹的欺骗”，并否认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会像鲍威尔设想的那样，购买保持均衡增长所需的4666单位的生产资料。这明显是错误的，卢森堡本来可以通过对平衡增长的可能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的进行提问，通过对直到第二年进行购买之前一直保有第一年生产的商品存货的资本家的资金来源进行探究，表现得更好。卢森堡认为鲍威尔模型中的剥削率应当上升而不是保持不变，这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但即使是在这里，她也因坚持在剥削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所有的技术进步只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耐员害了自己的理论。
在卢森堡对鲍威尔的批评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她自己的主张，“这一套学究式地炮制出来的令人发指的胡言乱语……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这样的事在寻求科学知识时可能出现……（而是）当前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耻辱，社会民主党的一桩丑闻”。必须记住的是，《反批判》是在卢森堡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入狱之后在狱中完成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卡尔·考茨基而不是奥托·鲍威尔。卢森堡总结说，鲍威尔的文章代表了“一个十分明显的战术趋势的理论公式”，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心”而言，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一小撮从中渔利的人心存不良的捏造”。虽然反对战争，但考茨基主义者拒绝接受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是通向和平的唯一的道路的观点，他们认为能够使资产阶级相信帝国主义的终结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为解决它们的世界历史矛盾而进行的最后的对抗，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缓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而进行的历史性妥协的乌托邦”。正是因为卢森堡认为鲍威尔持有这样的立场，才对他的政治经济学如此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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