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红学史研究专著。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内容涉及《红楼梦》中大观园究竟在哪里、《红楼梦》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哪里、索隐派的一些重要观点、几首题红诗赋以及杨掌生、钱锺书、茅盾等人的红学研究等内容。此外，还讨论了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红学研究史，内容涉及潘重规、林语堂、李辰冬、杜世杰等红学大家及其著作。下卷主要讨论日本红学家森槐南与《红楼梦》，属于日本红学史的研究范围。
如果我们可以把脂砚斋、畸笏叟等曹雪芹的“至亲好友”评点《石头记》看作红学史的源头的话，则红学史已经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钱锺书先生早在其巨著《管锥编》中指出：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
“红学”的确经历了发生、发展、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成长阶段，才逐渐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它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艺术魅力能够强烈地吸引红学研究者、红学爱好者进行苦在其中而乐亦在其中的艰难探索，并乐此不疲。而在整个“红学”研究中，红学史的梳理、“红学”学术史的总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贤今哲于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亦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红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拙著之所以题名为《红学史谫论》，一是书中内容属于红学研究中的红学史的范围，二是与许多红学研究者的大著相比，拙著实属浅薄之列。古语有言：“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正因此故，难脱经生结习的我仍然想就拙著的内容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红学史谫论》厘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的前半部分内容涉及《红楼梦》中大观园究竟在哪里、《红楼梦》故事发生的地点在哪里、索隐派的一些重要观点、几首题红诗赋以及杨掌生与《红楼梦》、钱锺书与《红楼梦》、茅盾与《红学札记》等内容。其中，我用力最勤者是钱锺书与《红楼梦》，其次是杨掌生与《红楼梦》。
我第一次知道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是在1980年下半年，当时吾师郭晋稀先生给我们开设《诗经》研究课，在他油印的讲稿中有十几处引用《管锥编》。郭先生认为国内研究《诗经》的大家，钱先生应该算一个。这是我喜欢、崇拜、研究钱锺书的缘起。凑巧的是，1984年3月，我赴武汉参加教育部委托湖北大学举办的全国高等院校元明清文学讲论班，在武汉买到了《管锥编》一至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第1版），从此开始阅读《管锥编》，迄今已有三十多年。《管锥编》很难读，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该书是用文言文写的；二是该书用了六种外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意文、西班牙文，再加上典雅的古文，故有人称钱锺书在“七度空间逍遥”；三是该书内容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部分以及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管锥编》博大精深，钱先生既是诗人、小说家，又是学者，他对古代小说非常熟稔，新见迭出，我逐渐发现钱先生评价《红楼梦》的见解真可谓发前人未发之义，辟前人未辟之境，认为红学史当留片席之地与钱锺书。因此，我撰写了《钱锺书与（红楼梦）》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该刊还作为重点文章“推荐”了此文，其“编后记”云：
王人恩，男，1958年生，甘肃白银人。1982年1月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1993年获甘肃省委、省政府奖。现为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迄今发表论文近百篇。先后获得厦门市社科论文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一次，荣誉奖一次。“王人恩”及“《红楼梦新探》”作为两个辞条被列入新版《红楼梦大辞典》。2013年被福建省委宣传部、福建省社科联评为福建省百场社科报告专家；2013年7月获得全国微课教学比赛福建赛区奖。主要论著有《红楼梦新探》、《古代祭文精华》、《古代家训精华》、《古代家书精华》等。
上卷
大观园的原型究竟在哪里？
关于《红楼梦》的地点问题
评红学索隐派的“明珠家事说”
评红学索隐派的“宫闱秘事说”
评王梦阮、沈瓶庵的“清世祖与董小宛的爱情故事说”
评谌卢的《红楼梦发微》
黄金台与《红楼梦》
杨掌生与《红楼梦》（上）
杨掌生与《红楼梦》（下）
钱锤书与《红楼梦》
钱锺书对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评论
钱锺书释“老健春寒秋后热”
新发现的茅盾《红学札记》述论
新发现的林钧《题陈厚甫红楼梦填词》诗发微
丁繁培《题（红楼梦）》诗初探
新发现的时铭《题吴藉亭（红楼梦传奇）十二首》诗发微
评李知其的《红楼梦谜》
评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上）
评杜世杰的《红楼梦考释》（下）
论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上）
论林语堂的《平心论高鹗》（下）
《平心论高鹗》：林语堂对俞平伯、周汝昌等大陆红学家的反驳
李辰冬对潘重规《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的“疑问”读解
下卷
森槐南与《红楼梦》（上）
森槐南与《红楼梦》（中）
森槐南与《红楼梦》（下）
日本森槐南《补春天》传奇考论二题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红学史谫论》：
就近因来看，茅盾是为了1963年要举行的“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而写作了《关于曹雪芹》一文，《红学札记》正是茅盾为《关于曹雪芹》一文所做的“积步”和“聚粮”的准备工作，我们相信，这一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使得年近七旬的茅盾基本上厘清了红学研究领域中诸多复杂、矛盾乃至郢书燕说、捕风捉影的观点、方法，发现了之前红学研究者的不少真知灼见和道听途说，前所未有地丰富了自己的红学知识，掌握了红学研究的基本文献资料，故而出语有根有据，视域开阔，有的放矢，显示出了极为渊博的学识和极为扎实的古典文学、文献学的功夫。就远因来看，茅盾早在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他说：“青年时我的阅读范围相当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读。在古典文学方面，任何流派我都感兴趣，例如汉赋及其后的小赋，我在青年时代也很喜欢。……至于中国的旧小说，我几乎全部读过（也包括一些弹词），这是在十五六岁前读的（大部分），有些难得的书（如金瓶梅等）则在大学读书时读到的。……我家有一箱子的旧小说，祖父时传下，不许子弟们偷看，可是我都偷看了。”这样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必然会给茅盾带来终身的莫大受益，明乎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作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的茅盾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众多而见解新颖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如《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中国神话研究》《楚辞与中国神话》《（诗论）管窥》《纪念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谈（水浒）》《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等，我们同样可以明白写作《关于曹雪芹》时的茅盾比之1935年写作《节本红楼梦导言》时的茅盾在红学知识、红学见解方面要全面、客观、准确得多。学以年进，信矣！
严谨、全面、一丝不苟，是茅盾红学论文，尤其是《关于曹雪芹》一文的突出特点，这种特点的形成固然与茅盾扎实深厚的中外文学功底密不可分，同时也与茅盾的鲜明个性不无关系。一般来说，作家的个性气质必然会影响作家的创作、研究个性，茅盾早年就曾说过：“真正的作家必须有他自己独具的风格，在他的作品里，必能将他的性格精细地透映出来。文学所以能动人，便在这种独具的风格。”而到晚年，茅盾回忆说“幼年禀承慈训而养成谨言慎行”，甚至“至今未敢怠忽”。可以认为，“谨言慎行”是茅盾一生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是他个性气质的独具风格，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所遵循的基本宗旨。因此，在创作上，他钟情于现实主义而对浪漫主义敬而远之；在研究上，他重材料，重证据，全面而不片面，客观而不轻率下结论，反复斟酌而不时存疑，态度非常谦虚，职此之故，茅盾的学术论著便具备了严谨、全面、一丝不苟的突出特点。姑且以《（关于曹雪芹）第三次修改后的几点说明》为例：“第三次修改”已经完成，“共收到十七位同志来信”，“极大部分的意见我都领受；这在三次的修改稿中已可概见”，而茅盾仍然非常谦虚、慎重，继续向各方面征求修改意见，此其一。其二，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仍然表明自己的看法，不轻率从众。他说：“也有几个具体问题，我以为应当斟酌。一是高鹗补书问题。几乎有半数以上的来信说现在已可断定高鹗只在一种不知谁所补写的后四十回的旧稿上作了加工，不宜仍以补书名义畀高鹗。……我在正文中提到高鹗补书时加‘相传’二字，在附注中详细介绍怀疑高非补书而只是就旧稿加工一说，但仍以讨论态度提出了我的不即举手赞成的理由，最后说留待大家继续研究。”针对有一二人认为《红楼梦》“并无政治意义”的看法，茅盾坦诚地说：“经过思考，我没有接受，而在附注中增加数语，以示有此一说。”如此尊重他人的意见，又不违心地取容，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治学精神，其三，茅盾绝不以势压人，而持平等讨论的态度。如脂砚斋是谁、曹雪芹名霑之取义等问题，茅盾认为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对学术问题，特别是考证，凡有新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应当‘记录在卷’”。这同样是非常可贵的治学精神。
总之，茅盾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无论是对《红楼梦》的普及和论述，还是对红学发展的支持与鼓励，都有着巨大的贡献，为新世纪红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和经验。时下，许多红学家都出版了红学著作、红学学术传记、红学研究年谱，甚至出版红学著作全编，相比之下，茅盾的红学研究显得似乎比较薄弱。事实上，茅盾以他的极有学术价值的红学论著为红学研究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随着时代的前进，他的红学论著的价值必将会更加为人们所重视进而珍视，我们坚信这一点。茅盾在红学史上自应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遗憾的是，我翻阅权威辞书《红楼梦大辞典》第一版和增订本，仅在“附录”内有“1963年12月茅盾《关于曹雪芹》一文发表，载《文艺报》十二期”和“1981年3月27日红楼梦学会名誉会长茅盾先生逝世”两节文字，其他付之阙如。建议《红楼梦大辞典》再次增订时，能有茅盾的相关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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