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东方编译所译丛)
定 价：45 元
丛书名： 东方编译所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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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美]B.盖伊·彼得斯 著 王向民、段红伟 译
- 出版时间：2016/6/1
- ISBN：9787208137875
- 出 版 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D033
- 页码：221
- 纸张：胶版纸
- 版次：3
- 开本：16K
本书阐释了新制度主义的根基——规范制度主义，分析了实证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以及国际制度主义，论证了利益表达的制度。 并且，本书汇集了当代对制度主义研究的新成果，对第二版部分章节进行了改写。本书涉及的主要问题：制度由何构成？制度怎样形成？制度如何变迁？个人和制度如何互动？制度如何解释行为，及其能否验证？制度如何设计？制度如何运行？什么是好的制度？
第三版序
对政治科学中制度理论的持续兴趣，使我写作了第三版的《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在这一版中，不但保留并修订了前一版的各种制度主义理论，对各种批评意见做了回应，而且讨论了新的制度主义。尤其是，这一版增加了“话语制度主义”这一新的章节。像这本书的其他理论类型一样，这一新的制度主义流派用观念来界定制度，但它不像其他制度主义那样依赖一套持久不变的观念，而是更依赖于辩论和讨论。
制度研究文献的极大扩展，使公允评价这一领域的发展极为困难。第二版的基本结构仍旧保留着，但是我尽可能地囊括最近的研究文献。同时，保留之前的文献也很重要，它们也是该领域的基础。因此，这一版竭力将制度研究的原有基础与新发展融合在一起。
为了准备第三版的写作，我从一直以来的同事乔恩?皮埃尔（Jon Pierre）处获益良多，我们的讨论遍及制度研究的所有问题。耶萨明?艾尔波卢格（Yesamin Irepoglu）对手稿提出了非常有用的反馈意见，并仔细编辑了本书章节。我也很感谢玛丽?克莱尔?安东（Marie-Claire Antone）及其同事们的一贯支持。这里的论证也经受了匹兹堡大学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学的学生和同僚的检验，他们都提供了很好的问题和评论。
B.盖伊?彼得斯（B.Guy Peters）
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2011年4月
B.盖伊.彼得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1970年），匹茨堡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教授。曾任加拿大管理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城市大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比较公共政策与行政、美国公共行政。著作：《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第2版）、《官僚政治》（第5版）
王向民，河南人，政治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公共事务与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国家理论、中国政治与社会。著有《民国政治与民国政治学》、《准官僚组织的自主性》、《危机事件中的社会组织》、《公共事件：缘起与治理》
段红伟，河北人，复旦大学博士
译者序
第三版序
第一章 新旧制度主义
第二章 “新制度主义”的根源：“规范制度主义”
第三章 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
第四章 过去的遗产：历史制度主义
第五章 经验制度主义
第六章 观念是制度基础：话语和建构制度主义
第七章 社会学制度主义
第八章 利益代表制度主义
第九章 国际制度主义
第十章 结论：一种还是多种制度主义？
参考文献
《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第三版）》：
第一章 新旧制度主义
政治学源于对制度的研究。二战后很长时间内，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偏爱两种主要以个人为基本假设的理论路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而排斥它们的根源。1这两种理论，或是基于社会心理特征，或是基于个人效用的理性计算，都认为个人总是作为个体而自主行动。在这两种理论中，个人并不被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所严格约束，而是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从这两种视角来看，偏好外在于政治过程。这个导向性变化既转换了该学科的理论视角，也增长了对恰当运用严谨的研究方法的关注，并对清晰地建构经验政治理论也有强烈的关注。这些对方法论与理论的关注看来与关注制度的研究格格不入。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场成功的反向改革，在某些方面重新回到对公共领域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及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关注。制度解释在政策和管理研究中一直有着某种程度的广泛应用，但是，制度主义者也复兴了它在解释个体行为方面的应用。“新制度主义”反映了旧制度主义理解政治的某些特征，同时也在新的理论和经验方向上推进了政治研究。它沿用了许多旧制度主义的理论假设，但是用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分析的研究工具以及它们对理论的明确关注，丰富了那些思考。例如，旧制度主义认为，由于正式结构和规则的不同，总统制迥异于议会制。新制度主义走得更远，它试图判定这些假定的区别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确实如此，政治生活的这两种组织方式在哪些方面相互区别，这些区别又为两种制度的运作带来了什么不同（见Weaver and Rock man，1993 Von Mettenheim，1996）。
制度主义者重新占领政治学领域的尝试还远未成功，制度主义和政治学其他理论之间还存在着显著的紧张。同时，它还要整合内部的理论流派并弱化彼此竞争的理论流派之间的边界（见Dowding，1994）。确实，那些理论的边界应当弱化，因为这几种政治理论对政治现象的解释应当互相补足而不是互相冲突。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美解释所有政治行动，也许任何理论都不应该有这样的企图。在分析某些问题时，研究者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可以获得更好的分析效果，但是，制度主义者的宏观分析应当接受政治学其他理论对个体行为的分析。同样，行为主义者和理性选择倡导者把个体视为全然的自主行动者，认为个体脱离制度约束，这种观点实在冒险，他们需要注意制度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和制约。
而且，正如下文要更详细探讨的，新制度主义并不是一只单独的生物个体，而是一个包括众多不同种类的属群。即便这种或那种的制度理论流派可能常常宣称自己的地位至高无上，它们的制度分析方法也应该被看作是互补的（Ostrom，1990）。制度分析方法的内在分歧暗示了当前理论发展的更多其他内容。首先，一些新制度主义流派比其他流派更能与政治学科中占主流地位的个人主义理论共存。这个分歧进而表明，如果研究者就政治体系的结构特征以及结构对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影响想要一个更完整的视角，很多情况下还是需要把新制度主义多种流派整合起来。简言之，我们将通过对制度分析方法的全面探索，论证兼收并蓄地使用各种制度分析方法将比严格坚守单一方法可能使政治学得到更多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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