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_李志辉_9787543215450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组织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与出版工程”成果之一。围绕中国银行业发展和变迁这一主题，《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总结出了中国银行业从“司库”到“政治银行家”再到“银行家”变迁发展过程中的“中国智慧”。
　　《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首先分阶段回顾我国银行业发展变迁的历程轨迹，并探究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对经济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继而对改革进程进行阐述以深入分析总结出我国银行业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由此探寻我国银行业改革适应性演进的轨迹，归纳我国银行业改革演进过程和路径选择的经济原理，借鉴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成果，结合我国国情，展望我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方向及发展前景。

　　1 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的逻辑与历程
　　中国银行体系在改革30年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变迁轨迹，作为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核心内容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回顾与总结中国银行体系的变化发展脉络，可以深深感受到“中国智慧”的微妙与缜密。
　　1.1 银行业改革的发展逻辑
　　形象化地讲，中国银行业经历着从最初原始的“司库”地位，演变为“政治银行家”，并向着现代“银行家”发展的路径。“司”为司职之意，“库”即是库房。司库本意是指收藏财富的地方或建筑物；特别是指用来保存公共收入，以应付政府支出所需的地方。所以，也指存放和支付汇集资金的地方，如金库和国库。司库也可指掌管资金或收入的人，即政府、公司或协会的财务总管。银行家则是一种具有特殊人力资源禀赋和风险偏好的企业家，其拥有提供专业化银行服务所承载的金融才能，是履行银行功能、提升银行效率、推动银行创新的载体。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银行家”则是指在政府宏观指引下，既满足微观经营主体自身发展目标，又配套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目标，发挥银行家才能的载体。具体地讲，其是一种介于司库与银行家两者之间，配合着中国特殊转轨时期制度安排的需要，既代表政府利益，又包含市场要素，身兼政治家与银行家双重身份与职能的特殊经理人。
　　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过程，很少有诱致性变迁与之并行，“政治银行家”始终为中国金融的发展掌舵前行，并在改革的各个先期阶段发挥主导作用，待到时机成熟，逐渐退居“幕后”，让市场去引领，但时刻敏锐地观察与监督市场化过程中的障碍，量度而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统领作用。同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低成本改革路径，先在旧制度内培育新的金融制度安排，起到先行示范的作用，而后推动旧金融制度改良、深化，也就是存在着培育环境并分阶段推动旧制度成长的过程。之所以首先称之为改良，是因为变迁的着眼赢更多地放在金融量性成长上，对金融结构、产权等深层次性问题，采取了迂回、拖延的态度，在保障改革的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同时，等待发展平台达到最合宜的状态，再逐步把改革推向第二个深化层面。
　　首先来分析中国银行体系改革成长进程中的艰辛与抉择的逻辑机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该目标取决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也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但这一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资源禀赋状况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当时的金融资源禀赋特点和动员能力是无法满足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4元，这种低收入水平抑制了资本的积累（林毅夫等，1999）。简言之，稀缺的资本无法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更糟糕的是，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国家动员资金的能力也非常薄弱。例如，1952年国家银行的期末资产总额只有118．8亿元，存款余额93．3亿元，分别仅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20．2％和l5．8％（盛斌、冯仑，1991）。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金融的完全垄断便是国家的合理选择。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动员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配置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企业和部门。因而，改革开放以前，国有金融体制表现为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金融中介性质是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稀缺状况矛盾的内生产物，并良好地发挥着国家所赋予的特有制度功能，契合着经济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转轨时期，为了降低改革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使改革达到“帕累托改进”，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保持存量，推动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的渐进转轨方式。其中，“保持存量”主要就是指保持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这一逻辑背景下，国家将过去通过财政拨款向国有企业注资的计划方式改为通过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的市场方式，即“拨改贷”改革。但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集财于国”到“藏富于民”的分配格局的转变，导致了国民储蓄结构的失衡，巨额资金集中在私人手中，如何有效地汲取并使之能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成为改革过程中一道关卡。幸运的是，国民储蓄结构的迅速转变改变了国家的偏好，促使国家做出调整其国有产权结构的努力，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增加国有金融产权的比重。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直观地反映在组织体系的重建上。此后，国有金融的成长则集中表现为这四大国有银行的“攻城略地”，纷纷设立分支机构，不但占领城市，而且占领农村和边远地区。公有金融产权边界的扩张使得国家控制金融资源的能力得到加强，从而能够利用这些金融资源替代迅速下降的财政能力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随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改革初期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就是得益于国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对体制内经济的大量资金投入。因此，我们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内生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和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的现实。换言之，由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与金融资源禀赋的矛盾内生地决定了转轨经济中国有金融中介大力垄断式发展的演进路径。
　　与此同时，一方面体制内经济由于金融约束与金融支持的存在出现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体制外增长通过内生的方式获得了相应的体制外金融安排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从而形成了体制内外多种经济形式的高速增长格局（张杰，1999）。此外，也突破了一般均衡式改革的困境，开辟出了中国银行体制变迁中另一条崭新的道路。在中国金融体制变迁过程中，一般均衡式的改革就是对居于垄断地位的国有银行进行整体性的改造。这种改革难度大，所需承担的成本高，在给定其他方不改革的前提下，没有哪一方愿意由于先行动而率先承担改革成本。因此，采用公共选择的一般均衡方式对我国银行业市场化求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原本就无解可求”（张杰，1998）。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局部均衡式的改革成为可选择的改革路径，也即采取“体制外增量改革”的局部均衡改革方式。在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进行边际调整，通过扶植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发展，逐步增大金融资源配置中市场化的份额，既满足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需求，又开始探索一种高效运作的股份制银行制度，是一举多得之为。这其中，由于新兴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小且分散，对社会的渗透力和辐射力较弱，因此制度创新的难度低且安全系数高。当然，随着中小银行竞争实力的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将不断提高，国有银行对居民的“亲和力”不断下降，无形之中又会降低金融业变革的阻力。可见，由于面临成本约束，中国银行改革必须走与渐进式经济改革相合拍的同样的渐进式改革道路，通过“次优选择”达到帕累托改进，从而使改革的制度成本降至最低。
　　另外，中国银行业改革次序的现实选择及其理论逻辑是在产权改革与市场结构调整有机配合下选择的路径。随着银行业增量改革的展开，引入股份制，新兴商业银行产权结构与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打破了过去单一国家出资、国家控股的金融产权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甚至是民营企业对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参股、控股，从股权结构上初步实现了不同的、多个的产权主体，有效地改善了我国银行业由几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独占的市场结构，使竞争主体更加多元化，而且塑造了全新的竞争机制，力图增加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压力，激励其改善业务水平和经营模式，从而提高自身及整个银行业的绩效。同时，通过这些产权主体和治理结构多元化的股份制银行经营业绩与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业绩相比的优良表现，也为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改革寻求到了实践层面的支持。但是，即便是股份制银行能迅速形成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有效竞争，由于历史和现实政治经济层面的诸多原因，这种外部竞争市场结构的压力也不会对国有商业银行形成足够的改变；加之政府出于金融安全和国民经济稳定的考虑，规模很大的银行不能倒闭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削弱了市场竞争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影响。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单纯地依靠市场结构的变化和其他市场主体竞争的压力是不能对国有商业银行效率改进起到根本性作用的。
　　制度结构由核心制度和次级制度耦合而成。基于改革成本的考虑，渐进制度变迁一般采取从次级制度向核心制度逼近的改革路径。渐进式改革的逻辑从增量人手，并以此带动存量改革，这在中国国有银行改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为了减少制度变迁与各方利益之间的过度摩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有银行制度创新的重点似乎更多地集中于外延伸缩方面，改革的流程停留在企业化、商业化等表面的经营模式方面，把大规模扩张等同于商业化，经营受阻时又归咎于“大而不强”，国有银行改革处于时而扩张、时而收缩的摇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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