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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修订版） 
定 价：5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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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带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深入解读之作，聚焦新常态下，我们如何谋划和布局。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走势变轨、结构调整阵痛、法治面临新局面，新一轮历史变革开启，压力与挑战并存。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深入探讨，迈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需要跨越哪些“红线”，解决哪些问题？未来30年，经济大趋势又如何？如何在“冬天”进行全新的谋划、布局和投资？丧失人口红利，中国如何持续发展？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会走向何方？……户籍、金融、财税、混合所有制、法治等各个领域，我们将直面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华生、李稻葵……国内知名经济学家、精英学者，在《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中，从各自专业角度，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抓住其本质和内在逻辑；让我们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决策当下与机遇未来。
读懂中国改革系列，由党政*推荐全国*干部阅读，该系列深度解读中国民众当下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本书从多个角度解读当下改革，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领衔，囊括郑永年、周其仁等中国高层智囊、*人士、精英学者，把脉时局大势，明指决策投资应对之道。 中国经济面临新形势与新特征、新理念与新思维、新动力与新举措、新挑战与新机遇，《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聚焦新常态下，我们如何谋划和布局。
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如何理解“新常态” *近中国的媒体经常提及“新常态”这个词，那么，该如何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不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是不能持久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现在提到的“新常态”主要有两个含义：*，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第二，经济超高速增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是：资源消耗过快，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以及错过结构调整的*佳时机。其中，“错过结构调整的*佳时机”是*重 要的。 错过了结构调整的*佳时机，会留下很多后遗症。现在我们不得不把结构调整放在重要位置。结构调整很重要，比单纯追求经济总量更重要。 虽然现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就是*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政府应该考虑适当降低GDP增速。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于正常，因为经济增长重在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硬性的增长指标如何改 多年以来，中国政府靠行政方式实现增长目标。比如，某年定的增长速度为9%，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目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 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会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被动。 为什么会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一定要完成硬指标则意味着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效率差等都放在次要地位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今后要改变这种现状。 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是非常有好处的。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是由几个原因造成的，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何以见 得呢？ *，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从来不计入GDP。 第二，有一些就业人口的收入没有计入GDP。如现在担任保姆、月嫂等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她们的工资也越来越高。目前中国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但是她们的工资收入是不计入GDP的。而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 第三，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实际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而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这就更不好统计它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也就是说，中国的民营经济占了GDP的55%以上。近年来，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国的GDP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报，所以，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应该超过55%。 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既然如此，就不要害怕GDP增速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 投资和就业存在什么关系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老问题。经济学中，从来都是这种想法：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而显现出来的，要增加就业，就必须有大量投资。 但是，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劳动力需求量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 另外，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比如当前的雾霾是由于工厂烧煤太多、排烟过多等造成的，所以全国都在推动低碳生产。而低碳化意味着必然要关停一些企业，在国家治理环境的同时，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失去工作岗位。 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中国的政策是：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省掉很多手续，同时还有贷款的支持。 还有第二种情况，即中国的农业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部分地区农村土地已完成确权，也相应地提出了这个概念。 农村土地确权，是指在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 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嘉兴市村镇考察，当时，嘉兴市刚完成土地确权工作验收，之后我们到了嘉兴市的农村，看到村里满地都是鞭炮屑，一片红。这股热闹劲儿，一般都是家里有喜事的时候才有的。 什么叫土地确权？简单地说，就是三权三证。农民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政府发给农民土地经营权证；农民拥有宅基地使用权，政府发给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证；农民拥有在宅基地上盖房子的权利，政府发给农民房产证。 土地确权之后，农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 农民的收入为何会增加呢？*，土地确权完成之后，农民安心在农村工作，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第二，农民可以放心到外面打工，把土地租给别人，收地租，同时，农民在城市又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此收入增加。第三，农民盖了新房子，租给别人，每月可以获得房租收入。所以，农民收入增加了。 土地确权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在确权之前，先进行土地丈量，丈量完毕后发现土地面积增加了20%。为什么会增加20%呢？ *，30多年前，农村进行土地承包经营，那时候农村的土地质量有好有坏，在丈量土地进行承包的时候，好地一亩抵一亩，坏地两亩抵一亩。30多年过去了，经过农民的精耕细作，土地质量都提高了，因此，在这次确权丈量土地时，都是一亩算一亩，不再折算了，于是，土地就多了。 第二，在刚开始承包的时候，农民用牛耕地，土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很多田埂。计算土地面积时，要把田埂扣除，连田埂两侧遮住阳光的面积也要扣掉。现在农民用上了拖拉机、插秧机等，小块地不方便使用机器，田埂被逐步刨掉了。所以，这次丈量时耕地就多了。 第三，2006年以前中国还征收农业税，有多少地征多少税，农民在上报自己家土地的时候就尽量少报一些。比如，一亩三分地报一亩地，因为多报地要多交税，几乎家家如此。现在不同了，农业税取消了，加上土地刚丈量完，农民均如实上报，谁都不愿意少报。因为少报土地面积的话，在出租或转包土地、入股时，耕地少报就吃亏了。 上述三个原因叠加起来，土地就增加了20%。目前，中国的农业正在兴起，农村也需要劳动力。现在中国土地确权工作正在试点阶段，估计3年之内可以完成全国的土地确权，届时中国的农村将会有新的面貌，农民也将富裕起来。 为什么会闹钱荒 中国的货币流通量并不少，按照M1（狭义货币供应量）、M2 （广义货币供应量）来看，流通的货币量都挺大的。但是，做生意的民营企业到处借不到钱，闹钱荒。 为什么会发生钱荒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什么是双重转型呢？一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在这两个转型过程中，特别是农村，对货币需求量大增。现在农民自己经营土地甚至开办小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中国的货币需求量是很大的，不是光靠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就能够计算出合理的货币需求量的。通常，实际货币需求量比计算出来的货币需求量要大一些。 另一方面，钱荒的根源是由大量的国家投资以及贷款不配套造成的。作为信贷的主体，银行将大部分贷款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很少能获得贷款。贷不到款，民营企业会慌，因为如果手上没有现金，万一有好的投资机会就丢了。还有，如果资金链断掉，到哪儿去借钱呢，连企业的日常运行都会碰到困难。 此前我们去广东调研，发现那里的很多企业主普遍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用当地企业家的话来说，叫“现金为王”，有现金就什么都不怕了。所以，几乎家家企业都有“超正常的货币储备”，货币流通量根本不够。这从M1、M2的数字上是看不出来的。 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主要有三个目标，分别是宏观目标、微观目标、结构性目标。 从宏观的角度来谈，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很重要的，不过，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对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微观目标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这是微观目标。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银行除应有经济效益外，还要有社会效益。 从结构性的目标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毕竟，实体经济是*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完成产业和技术升级。 其次，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大银行对应大企业，中等银行对应中型企业，小银行对应小企业，但是，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总之，金融改革的三个目标中，宏观目标：实现利率市场化；微观目标：银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结构目标：走向实体经济。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产业发展，可以成立一家教育银行，这就是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很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来做，因此，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吴敬琏，当代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其中在完达山狩猎七年半。1978年从农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工作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在杜润生先生指导下从事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来，相继开设了有关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著作有《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竞争与繁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产权与制度变迁》等。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 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 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著作有《不确定的未来》等。
代序 当前经济形势的六大前沿问题／厉以宁·VII
上篇 读懂中国经济新常态 *章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005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012 什么是中国与世界的新常态？·020 “新常态”与“非常态”·027 新常态经济的法律视角·036 第二章 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 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043 在“冬天”谋划、布局、投资·047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七个新机会·060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环境与战略·067 引领经济走向好的新常态·071 中篇 未来30年，经济大趋势 第三章 未来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 中国将保持多快增长？·087 中国经济的第二次机会在哪里？·090 未来30年，充满着不确定性·097 哪些束缚改革的“红线”应该松绑？·102 中国人为何收入差距这么大？·107 第四章 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 丧失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增长？·117 户籍改革释放二次人口红利·126 农民工市民化，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137 中国新城镇化应走出当前改革误区·143 第五章 国企改革的轨迹与正途 改革的前提是政府要放权·167 中国国企改革的轨迹与正途·170 公平的市场环境更重要·191 国有企业改革·202 第六章 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思路与方向 加快推进适应新常态的金融改革·215 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思路与方向·220 金融创新有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228 互联网金融是金融改革的战略推动者·233 新常态下的金融改革·240 下篇 新的执政使命与中国转型 第七章 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 *的治国使命与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249 社会公正与国家治理现代化·260 中国如何避免“官员不作为”现象·273 重建社会，还是重建权力？·280 本轮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291 第八章 法治中国建设与司法体制改革 法治与中国“空转政府”的治理·305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转轨的需要·311 以法治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319 法治和善治需要开放试错·323 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327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关于“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我想讲五点意见。 旧常态已不能维持 旧常态，我们已经维持了30多年。这种常态的特点就是用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度，其不可持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力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增长曾经维持了三个季度以上的两位数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降到10%，一直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降到7.3%，中间当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是在支持GDP的回升上效果越来越短暂。 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不管叫它微刺激也好，或者像有些人认为的“不太微”也好，实际上第二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是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份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是这次的收效更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是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就是用“三驾马车”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这个在方法论上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应该用一个经济学上的“生态函数”来讨论，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都有哪些因素呢？不外乎就是劳动、资本、效率这几个因素决定了过去高速度的增长。 *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新增的劳动力、新生的劳动力，还有从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 第二个因素，投资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个因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但是这些基本的因素，大致从21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这些因素不能再支持很高的发展速度了。 具体来说，*个因素，也就是新增劳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早就提出中国将出现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这是*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也就是投资。其实从*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都是靠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当然，单纯地依靠投资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学家对此做了很多分析。*初做出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认为这种增长方式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产能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道路——依靠投资。当然也不只是依靠投资，还有效率的提高，这比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因为长期主要靠投资来拉动增长，使得我们资产负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近年来这个速度在加快。所以继续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就是说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因素就是生产率。相比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农村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二是开放。我们原来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引进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办法很快地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所以使得我们的效率提高了。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也发生了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很快就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尖端的技术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就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再创新，以此来引领我们的生产技术的进步。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创新来引领我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体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2003年、2004年以后，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地下降了。 在支撑经济增长的要素都发生能量下降的情况下，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 所以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说得简单一点，其实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新的动力，增长速度继续降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以平常心对待GDP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们就只能用一个平常心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就是我们不能急于用老的办法、用强刺激的办法把这个增长给拉起来。 2009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了，用这样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它的时效是越来越短。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所以它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另一方面，它还有很大的坏处，因为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注入货币，大量地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得宏观经济的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 不管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还是我们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不但逼近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而且近年来仍在加速。如果频繁地采用刺激的办法，就会使得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变得越来越糟。这种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 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就会进入剧烈波动的状况。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在爆发系统性危机以后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的低迷。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不要急于用大量刺激的办法把增长率提升到7.5%、8%甚至10%以上。 平常心不等于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GDP总量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的质量，提高我们增长中效率的贡献，过去用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起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就会爆发出来，造成很多的问题。 其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减速过猛，造成很多问题。其次，如果我们不能提高增长的质量，它的实惠又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会在适当的增长速度下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过去在增长质量差的情况下，表面上增速很快，但实惠不多，因为增长是靠更大量投资的注入，结果新增产值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否则增长就无法维持。 如果在减速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说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的话，虽然增速低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比原来还多。 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的发展主要是靠提高效率，所以有个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一种结果。我们现在的注意力不应集中在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上，而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全面推进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其实，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很早了，从我们党和政府的文件来看，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国务院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那是1981年。这个十大方针环绕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十大方针的执行有一些成绩，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到了19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叫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说法到了党的十六大有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我认为是一贯的，就是说要从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个方针虽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都提出了，但在“十五”“十一五”这两个五年计划和规划中执行的成绩并不很显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一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得很明确，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们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所以使得这10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到了“十二五”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后，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党的十八大决定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而且党的十八大前后我们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只是小试牛刀，但是已经开始见效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同志和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减速，但是我们的就业状况、经济效率的状况、经济结构的状况还在改善，而且相比“十一五” “十二五”时期，现在改善的程度要好得多。 *明显的就是就业。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下台阶，但是我们就业的情况却越来越好。2013年，我们预期的新增就业人数是900万人，实际完成数量是1310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2014年，预期目标被提高到1000万人，但是到10月就已经完成了。这是讲就业的状况。因此，经济减速并没有引起失业的增加、就业的困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的不安。 另一方面，“十一五”计划决定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哪些途径呢？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 “十一五”这五年中，虽然反复地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年还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次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持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一马当先。2013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大的产业。2014年的趋势也是如此。 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为什么在“十一五”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没有做到，而“十二五”的这两年能够做到呢？是因为进行了一些不太大但很管用的改革，其中一个改革就是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 对于营改增，人们注意的是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减轻税务负担是应该的，但是营改增得到经济学界和产业界的普遍欢迎，原因是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所以有利于分工深化。 这个改革在全国推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的行业的出现大大加速。你看网络销售分化出多少行业，从快递开始，到结算，到售后服务，种种行业都产生了。 另外一个改革，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这个改革开始以后，新增的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2013年新增工商业户增加了40%。*总书记在一个讲话里提到，2014年前三个季度新增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初期的一些动作，我把它叫作小试牛刀。 新常态不能一蹴而就 小试牛刀就证明改革能够改善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提高经济的效率，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够在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效率的贡献，从而确立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就是，虽然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要比过去高，就是从一个粗放的增长转向了一个集约的增长。这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我们现在应该来总结一下这一年做得怎么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障碍、困难的障碍，以及过去旧体制、旧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上的障碍，所以不会一蹴而就。 我们应总结2014年执行中央决定所取得的成绩和教训，规划未来，把我们所希望建立的那个新常态更快地建立起来。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关于“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我想讲五点意见。 旧常态已不能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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