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探讨涉及各类主题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包括人权、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模式。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出版。中文简体版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引进，汇集了世界各地在社会创新方面的前沿研究、实践、经验总结，以及专家学者对社会创新方面新的见解。
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讨论了如下话题：特朗普上台给美国社会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变化，人们如何从价值观出发自我组织起来以应对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在城市规划、组织设计、教育、公共卫生和高科技等领域，“共创”是否是一个实现突破性创新的好方法？与美国众多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相比，在外部看来，中国的企业家在公益领域是否更愿意抱团做事？社会创新实践中，文化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如何通过建筑促进人与人、邻里与访客、市民与城市的历史文化之间的现实互动？
社会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解决那些实际出现的、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以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观察、总结、分析社会创新的经验，都是走向成功创新的必经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创新不仅是一个实践过程，也是不断积累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
本书囊括前沿的实践与研究，能够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社会创新活动。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 各类基金会已达5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 界创新社群。乐平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刊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试错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
沈东曙
2017 年 7 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探讨涉及各类主题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包括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模式。《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由斯坦福大学PACS 中心出版。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方：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构建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为真切关心社会发展的人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生态环境。乐平将自己定位为社会创新的触媒和社会创新市场的构建者。
通过以影响力为导向的综合性投资，乐平支持具有高成长性的新生代社会企业快速发展，并催化具有规模化潜力的社会创新方法，最终产出规模化的社会影响力。通过一系列知识与思想产品，乐平为社会创新构建人才市场和思想市场，基于跨界多元的社群培育一个有利于社会企业家生长的社会创新环境，促进更多社会企业的规模化发展。
专题文章
应对特朗普的挑战：未雨绸缪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9
实现突破性创新 31
中国慈善的集体行动模式 53
走出普适化的迷宫 74
关于评估的无谓之争 91
案例研究
土著人健康组织的革命性创新 98
实地报道
舞蹈革命 115
爱足球却找不到工作？去经营足球俱乐部吧 122
人道主义者的救赎 128
社会变革新方法
美国绿色农业的融资创新 135
一个崭新的市场 139
美国监狱的地方改革 142
社区医疗保健的德里模式 145
观点荟萃
直付现金的扶贫效果 148
向可持续发展的惰性宣战 155
反对“巨额慈善” 161
研究
社区代表们在地区发展中的政治角色 167
抵制的政治 169
让环保少一些女性色彩 171
微贷公司的团队运作模式 173
书评
给予和得到——《捐赠者：新镀金时代的金钱、权力和慈善》 175
向全民发钱——《基本收入：自由社会和健康经济的一项激进计划》 178
向内移情——《在工作中唤醒同情心：提升人和组织的宁静力量》 181
研究越深入，发现越糟糕——《财务日记：美国家庭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 184
最后一瞥
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水源 187
中文特稿
城市空间的创新策略：众建筑的设计与影响力 188
直付现金的扶贫效果
为了兑现直付现金援助的承诺，我们需要在研究上加倍投入在消除极端贫困问题上，我们已经开展了大约15年的试验评估，这是一个新的阶段。
走到这一步其实很不容易。针对大量积压的项目，试验评估者采用了随机化的对照试验
方法，项目的年度总支出高达数十亿美元，而之前的评估不是在方法上有缺陷，就是简
单地假设原来的做法行之有效。这种新的评估方法带来许多洞见，同时也引起很多争议。
其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直付现金援助，也就是直接把钱送给穷人，被发现具有更多
积极的效应。
长期以来，支持直付现金援助的人坚持主张：直接把钱给穷人，可以让他们灵活主动地选择最佳机会，而不是别人为他们做选择；同时，这样一来，也可以简化提供援助的流程。而批评者则反驳说，穷人可能会浪费掉大部分的钱，甚至去购买毒品和酒精来伤害自己。
2016年 7 月，总部设在英国的海外发展研究所（ODI）发布了一份针对来自30个国家的165项研究的复查报告，其中重点说明了“直付现金援助会成为强大的政策工具，并能扩大受助人的受益范围”。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在市场和运作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拟定以现金为基础的方案应该成为首选且默认的援助方式。”世界银行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也分别对此进行了复查并发现，那些接受现金援助的受助者其实并没有沉迷于酗酒等诱惑：他们既没有对现金援助产生依赖，也没有停止改善自己的生活。因此，给穷人送钱已经不再是禁忌。
受上述证据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内部的援助机构和改革者已经开始推行基于现金的解决方案，以取代那些低效刻板的传统干预措施。以人道主义援助为例，对因冲突或灾难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来说，现金是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一种有效途径。然而，迄今为止，只有5%的人道主义援助是以现金方式提供的。在2016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世界慈善家峰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应该更多地以现金的方式应对人道主义危机。
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也已经开始取消对食品、燃料这类基本商品的补贴，转而向穷
人提供现金援助。那些补贴靡费巨大，难以为继并且造成相应商品的价格扭曲。尽管现
金援助的短期表现良好，但是它能否带来长期变化的证据还比较少，原因在于针对其长
期影响的评估还比较少见。但显然，把“缺乏产生长期影响的证据”和“没有影响”混
为一谈是愚蠢的。
无论如何，最新的研究提供了审慎乐观的依据。在新的一轮长期影响评估中，直付
现金援助继续表现良好。多项研究发现，一次性现金赠款能产生重大而持续的影响。但
是，这些研究也表明，现金并不总会产生持续的影响。现在的挑战是要分析清楚，为什
么现金援助对某些人能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而对另一些人却不能呢？
长期影响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些什么? 一些研究发现，一次性资本投入可以让受助人的收益长期大幅增加。乌干达北部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类赠款后开始做生意，4 年后，这些赠 款的年回报率达到了40%；一个斯里兰卡的类似项目还把回报率提高了一倍。这些项目 的共同点是：“商业发展”补助金的额度往往较大（乌干达的项目约为400美元，斯里 兰卡的项目则为100至 200美元），用来资助那些已经拥有小买卖或者想要做些小本生意的穷人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有些项目并非为了提高财务能力，但同样也能提高人们的收 入，比如墨西哥的“进步项目”（PROGRESA）或赞比亚的“儿童补助计划”（Child Grant Programme）。（译者注：墨西哥的“进步项目”是1997年开始实施的一项通过人力资本的发展来扶贫的综合办法；赞比亚的儿童资助计划是其政府开立的社会保障 旗舰项目之一，目的是为了改善拥有5 岁以下孩童的极端贫困家庭的生存状况。）更微妙的是，有证据表明，一些受助者会把钱花在成本昂贵的东西上，以减轻每年的生活负 担。例如，慈善组织GiveDirectly（意为“直接给钱”）在肯尼亚的受助者把赠款用于购置金属屋顶，以避免每年花费更多的钱来盖新的茅草屋顶。
总的来说，这种长期影响的证据不仅令人信服，而且实际上比许多目前间接援助项目的证据更为有力。鉴于我们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了解，“一次性现金援助可以产生长期效果”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和保险市场往往运作不善，导致穷人无法抓住良好的投资机会。现有的贷款产品仍然成本较高、期限较短，而专门为穷人贷款的项目还未产生人们所期待的积极影响。因此，受助者对现金援助的反响会更好：人们寻找各种方法来提高未来的生活水平，比如安装更加持久耐用的屋顶、供孩子上学或者开始创业。
然而，并非所有研究都发现了现金援助带来的长期效果。例如，在加纳，有一项针 对微型企业的120美元赠款，男性受助者确实增加了一定的利润，但对女性受助者却丝毫不起作用，至少第一年的后续反馈是如此。向利比里亚的街头青年（包括轻刑罪犯）支付的200美元赠款，确实增加了他们的合法业务和收入，但这只是暂时性的，可能是因为后来他们的投资（因为社会状态混乱）被盗了。
公平而言，我们没有理由期望所有现金援助项目的受助者都会去投资，或将得到的全部赠款都用作投资，抑或期望他们一定会获得良好的回报。一些受助者可能接触不到可以获得良好回报的投资机会，也有可能不愿冒风险。在缺乏其他运作良好的市场的条件下，对这些群体来说，可能需要额外的干预措施或混合措施来补充现金援助的不足。例如，一些毕业生项目除了提供现金援助之外，还提供生产性资产、培训、生活辅导、保健服务和银行账户等辅助措施。这些项目已经对受助人的长期平均收入产生了多达七年的积极影响（尽管如直付现金援助一样，那些效益最高和效益最低的项目之间的差异甚大）。
其他受助人可能面临不同的情况：他们可能有其他渠道为自己的投资筹集资金，或可能有其他紧迫需要，比如严重饥饿或健康问题，而其他人可能只有较短的投资期限。譬如，老年人可能会优先考虑医疗保健以及与亲人共度时光，而非财产积累；有些人虽然想要投资，但是缺乏放弃眼下需求的自律性，或者缺乏社会地位，不能避免他人与自己争夺资源。当然，有些人可能确实投资了，可惜失败了。即使看似很出色的投资者，偶尔也会遇上一二十年的坏光景。
未来的研究议程
要了解和优化这些直付现金援助项目和其他发展干预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需要更大规模地设计并开展长期且立意高远的评估项目。实验评估的规模和预算通常是预先设定好的，以使对总体人群的平均影响的评估达到合理的精确度。要了解某些举措对哪些人产生作用，我们必须深入到亚组分析的细节。受影响最大的是一贫如洗的人，还是相对没那么穷的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是男人还是妇女？或者，是不是一 些完全不同的预测指标会变得至关重要，比如心理健康或者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 要回答有关这些亚组的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每个亚组更大的样本。
我们还需要协调不同地点的评估，以提高可比性。毕竟背景环境的重要性可能不亚
于个体特征。例如，在饱受了数十年冲突的乌干达北部开展项目所得的成效，会比享受
了几十年（相对）稳定的邻国卢旺达更低。测试这种地区差异的研究需要覆盖多个地点，
并仔细协调。这样的研究过去很少，但最近却变得比较普遍，例如最近对毕业生项目和
小额信贷的评估。
大规模测试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进行资本转移并采取其他干预措施，才能更好地做
到长期有效。“送钱给人们”似乎很简单，然而这句话却涵盖了诸多设计上的选择。援助
资金应该按周、月、季还是按年分期提供，间隔多长时间？向受助人拨付现金的频率应该
由我们决定还是交由受助人自己决定？我们是否应该要求受助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并有计划 地使用这笔钱? 我们是否应该提供某种问责机制来协助受助人贯彻这些计划？我们是否能 应用一些技术，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 大规模的评估使我们能够测试
不同的设计变量，并开始了解哪些变量可以让受助人最大化地利用他们的钱。
研究人员还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譬如，直付现金援助对哪些人群能产生更长久的积
极影响？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又将如何影响我们对项目成功的定义？对扶贫项目而言，选
择资助者的标准应该是基于潜在受助者的赠款使用计划，还是基于他们的贫困程度？或
者，平等对待每个拮据的人并让他们自己定义成功的含义，是否是在道德上更好的做法？
尽管这项研究议程雄心勃勃，但并非遥不可及。个别组织已经在大规模长期评估上
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上文提到的慈善组织“直接给钱”正在肯尼亚西部开展一项研 究。该组织估计这项研究的规模足够大，足以检测对占总人群15%的亚组的影响。然而，
完成这项议程还需要在全球公共品（如证据创造）投资方面有坚定的领导力和授权。在这方面有一些先例可循。例如，转移支付项目在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英国国际发展部在内的财政支持下，协调和综合了一些关于针对非洲社会保护的直付现金援助的研究。未来将会有数千亿美元送到穷人的手上，如果不在项目研究上做相应的投资，是很不明智的，会降低现金援助将能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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