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六年变迁：百国归来看中国（下卷）_吴季松著_9787512400276

　　这本书记述了作者大半生中的重大经历：在国内外16次危及生命的险境，短到瞬间即逝，留下的却是后怕；长到持续两个月之久，60天时时处在煎熬之中；但这种经历使作者倍感生命的可贵，倍加珍惜人生。在国内外10次重大机遇中所做的或对或错的10次重大抉择，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种经历使作者更加坚定信念，不能信天由命，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和眷顾不断努力的人。在国内外经历的１０次重大考试，每一次的超水平发挥都增强了作者人生的自信。在国内外１２次重大的创新，每一次都使人民有所获益，这使作者更加感受到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这本书也记述了作者六十六年在中国和世界看到的主要的人和事。所幸因为懂英、法、俄语，可以阅读日语，可以不借助陪同、翻译和导游，能与高官富贾交流，也能与穷得只剩一身衣服的贫苦农民、印度孟买街上被众人蔑视的贱民和意大利罗马市郊食宿无着的乞丐交谈。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了解人，了解人性，了解世界人民对自由、幸福、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博爱、科学、技术、环境和生态的认识，这是关在书斋里查遍古今中外文献都得不到的，也是从国内外大家和权威的讲述以及有媒体特权的人的倾诉中得不到的。要想求得真理，就要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实地考察中感悟规律；要想求得真理，就要在与世界人民的交流中理解真谛。

　　六十六年前我作为一个婴儿，降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弱的、苦难深重的中国陪都重庆的歌乐山医院，不知当时身上是否有遮羞布。父亲虽然是留英博士、大学教授，却在政治上不能畅所欲言，在生活上要为温饱而四处奔波。六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作为一个老人，戴上了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桂冠，生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共识可持续发展中强大的、重归世界经济前三名的中国首都北京。在这六十六年期间，世界、国家、民族、家庭和我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本书分上、下两卷记述了这些变化。上卷记述1944-1978年间34年的国内经历，其间插叙某些国外片段以资比较：下卷主要记述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之后的国际经历和在国内外完成的大事。
　　在这六十六年中，我走遍了祖国的34个省、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到过几乎所有的大江大河，主管全国水资源工作六年多；我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四清”、“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并被选拔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我曾近距离见过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当面聆听过周恩来、彭真、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讲话，与胡耀邦、邓颖超、吕正操和连战有过交谈，与顾卓新、高扬、王振乾、沙洪、李政文、季羡林、卢嘉锡、汪德昭、张维和王大珩等前辈有着忘年之交往。
　　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时间里，我有目的地考察过101个国家，这些国家的面积占世界的79%，人口占世界的85%，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95%：几乎走遍了世界主要的大河、大湖、湿地和瀑布，到过世界大城市排名前25座中的24座；经历了两伊(伊朗和伊拉克)战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几届奥运会。在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副代表(对外)期间，我曾与法国总统希拉克、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十六世、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和罗格及2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过交谈，也曾有机会住在瑞典国王的宫中和当年美国八大财团之一的继承人梅隆先生的家中。这些都记录在由季羡林先生题写书名的、一套20本达407)5字的《看世界》的书中，本书的下卷将是其中的精选。
　　这本书记述了我大半生中的重大经历：在国内外16次危及生命的险境，短到瞬间即逝，留下的却是后怕；长到持续两个月之久，60天时时处在煎熬之中，但这种经历使我倍感生命的可贵，倍加珍惜人生。在国内外10次重大机遇中所做的或对或错的10次重大抉择，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种经历使我更加坚定信念，不能信天由命，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和眷顾不断努力的人。在国内外经历的10次重大考试，每一次的超水平发挥都增强了我人生的自信。在国内外12次重大的创新，每一次都使人民有所获益，这使我更加感受到什么是人生的价值。
　　这本书也记述了我六十六年在中国和世界看到的主要的人和事。所幸因为懂英、法、俄语，可以阅读日文，可以不借助陪同、翻译和导游，能与高官富贾交流，也能与穷得只剩一身衣服的贫苦农民、印度孟买街上被众人蔑视的贱民和意大利罗马市郊食宿无着的乞丐交谈。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了解人，了解人性，了解世界人民对自由、幸福、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博爱、科学、技术、环境和生态的认识，这是关在书斋里查遍古今中外文献都得不到的，也是从国内外大家和权威的讲述以及有媒体特权的人的倾诉中得不到的。要想求得真理，就要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实地考察中感悟规律；要想求得真理，就要在与世界人民的交流中理解真谛。
　　对于从1944年到2010年这66年的变迁，虽然书刊上已有浩瀚如海的文字记述，但是如果以20年算做一代的话，作为一个跨越三代的人，以自己亲身的、世界范围的经历，从个人角度审视这个世界，还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请上一代人来评价，唤起同时代人的共鸣，引发下一代人的思考，就是我在退而不休、仍任现职的忙碌之中撰写本书的初衷。

　　吴季松，满族，1944年生，博士，博士生导师。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循环经济促进会会长。
    1959年，初中毕业获北京市优良学生金质奖章。
    1962年，高中毕业获北京市优良学生银质奖章。
    1968年，清华大学工程数学力学系毕业。
    1970年，新疆呼图壁芳草湖国营农场四分场办公室负责人。
    1972年，乌鲁木齐新疆仪表厂技术组组长。
    1973年，中国科学院合肥等离子体物理所总体组成员。
    1979年，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访问学者，在欧洲原子能联营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芳特诺核研究中心工作。
    1982年，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1990年，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参赞、副代表（对外）。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技部门高技术与环境顾问。
    199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际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1998年，全国节水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
　  2004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著有百国游记《看世界》20集，共407万字；《知识经济》，获第12届“中国图书奖”，行销27万余册：以及《新循环经济学》（中、英文版）、《中国可以不缺水》、《百国考察廿省实践生态修复——兼论生态工业园建设》等。主持的项目“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研究”、“北京奥运前水资源保障对策及关键技术措施研究”分别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一、二等奖。曾获国际科技园区协会“荣誉会员奖”，是该组织成立25年来世界上第七位获奖者，也是中国第一位获奖者。

　　1979年西方7国首脑会议首次在东京召开，二十年后的今天已经变成20国会议，说明时代在这三十年中的变化。1月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止台湾同胞书》，停止对金门等岛的炮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后才终止了内战的炮声。
　　同是1月1日，中美建交。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我自己也于7月第一次走向世界。2月19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成立，我也自1979年开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前被定为“黄色歌曲”的靡靡之音——邓丽君的歌曲开始在大陆传唱，让人耳目一新，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歌，还有这样的唱法。
　　第一次踏出国门
　　我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出国访问学者，1977年2月就接到通知，当时考试仅为英语，都是准备去美国，可能因为我搞核聚变专业，所以美方的邀请信·直不来。本来神秘无比的出国，首次征求我们的个人意见，只能决定转去法国，再学法语，到1979年才成行。
　　第一次出国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7月18日这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北京天气晴朗，父亲、夫人和女儿都到首都机场送行，我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我走后不久，父亲的心脏病再次发作，我当时在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芳特诺核研究中心工作，领取基本工资，但除了留下自己的生活费外全部交给国家，而实际上一个月的上交即可购买巴黎与北京之间的往返机票，但我连想都没想提出要求回国，国家那么困难，个人的事还是第二位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真实思想。我出国不到五个月，12月12日父亲工作到最后一分钟因心肌梗塞去世，家人怕我过度悲伤会影响工作，半年后才告诉我。父亲送我时那兴奋的心情和期待的眼神恍如昨日，与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的思想一起，永远定格在历史之中。
　　因1979年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原来从北京出发经停德黑兰到巴黎的飞机，改停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飞机在巴基斯坦降落，一出飞机就仿佛进了个大蒸锅，候机室没有空调，高达40。C的气温使人汗流浃背，使我也无心体味异国情调了；但巴基斯坦毕竟是我到过的第一个外国。
　　7月18日当天到了巴黎，那时真感觉是到了另一个世界，戴高乐机场豪华得像一座宫殿，从机场进城沿途都是树林，一片绿色；而当年的北京首都机场路两旁几乎无树，是一片黄色。巴黎城的古典建筑使我感到仿佛走进了童话王国；街上绿树成荫，仿佛一座大公园。最令我惊讶的是街上没有人，这种情况我见过一次，那是1971年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备战疏散人口，使得北京街上行人寥寥。至于巴黎街上无人，后来打听才知道，巴黎人都去乡下度假了，没有“号令”人们就放着好好的城市不待而自动下乡，那时对我来说也是个全新的概念。
　　使馆张三秘(即三等秘书)陪我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这是我第1次用外语在外国与外国官员谈话，用的当然是英语。我在重大或危机场合的镇定发挥了作用，在气派的办公室中与法国核能官员对答如流，为祖国争了光。这是我大半生10次重大考试中的第5次，也是第1次面对外国人的考试，以致结束以后张三秘十分兴奋地对我说：“你完全不用去学法语了！可以给国家省不少钱。”本来学法语在半年以下的访问学者都应去敦刻尔克再学习3个月法语，而我去敦刻尔克的机会却由于我的勤奋与镇定而被“剥夺”了，失去了一次在一个外国城市，而且还是有历史意义的城市居住的机会。但那时我丝毫没有感到不快，反而为对国家又做出了点滴贡献而高兴。
　　我见到的第一个西洋景象是超市，商店居然没有柜台，可以随便从货架上拿东西，而且小超市只有一个人收钱，里边并无人监视。当时想，如果有人偷东西怎么办？其实，以当时法国的工资收入，超市里的东西已不值得一偷。又想，如果大家看过东西都乱放怎么办？原来人们的道德已经达到这种水平了：物归原位。
　　对于郊区的豪华大超市，我的问题又来了，穷人都进来了怎么办？但实际上穷人没车去不了，而且正像城里的五星级旅馆一样，穷人也不进去，西方层次消费的观念对于我还是第一次建立。
　　在大超市中我不禁想起可怜的女儿和中国儿童，如果他们能进到这童话一般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且可以自取的商场一定会乐疯了。看到那些法国儿童无动于衷的表情，感到他们真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后来听说法国幼儿在会叫“爸爸”“妈妈”以后知道的第～个词就是“按钮”(button)，因为自己可以按自动售货机的按钮自取想要的小食品，由父母付钱。这对当时的中国儿童来说简直就是梦。
　　我正在超市中遐想，没想到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小男孩一直在拉着我的裤子，跟着我走，我有些诧异。后来他的父母笑眯眯地找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我和他爸爸穿了同样颜色的裤子，他误以为我是他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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