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破产法》集中展示了境外学者对中国破产法的研究。这些文章的主题，既涉及正在实施的2006 年 《企业破产法》，也涉及1906 年 《大清破产律》、1935 年 《破产法》、1986 年 《企业破产法（试行）》等历史性文本。中国破产法的发展史，就是破产法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从1906 年《大清破产律》到2006 年 《企业破产法》，中国破产法从无到有，走过波澜壮阔的一个世纪。在这百年转型中，中国破产法植根于外国破产法的经验，更扎根于中华大地，有坚持也有变动，接正统更接地气。本书作者或品评中国破产法的文本与体系，或臧否中国破产法的制度与现实，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我们提供一种远观中国破产法现代化的视角。这种视角，或许能够成为中国破产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参照。
序言
本书将大体按照时间及主题，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距离我们最近，是一组对2006年中国新《破产法》评述的论文；第二部分则是一组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破产法的运行及实践中的案例的评述文章；第三部分主要围绕1986年《破产法（试行）》；而第四部分，则是两篇研究1906年大清《破产律》的文章。
第一部分收入如下文章：
张宪初教授的《中国特色的大到不能倒》发表于2013年。该文结合中国新《破产法》颁布以及 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背景，评述了近年来破产案件的情况，以及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作者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和主要发达国家都采取政策手段，来拯救金融危机中某些金融机构，但中国式救援，更强调政治和社会稳定，更看重政治意义，更有利于国有企业。这些政策偏好，反映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特征，即市场机制与政治权威的结合。这些政策手段表面上使得中国领先于其他国家，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但也留下了诸多风险。
迈克·法尔克的《中国新〈破产法〉：皆大欢喜的结局？》一文，发表在破产法领域著名的《国际破产法评论》（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Review）上，是最早用英语发表并评述中国2006年《破产法》的文献之一。法尔克除熟稔德国破产法律体系外，他的博士论文便是研究转型国家的破产法改革，因此对包括俄罗斯在内各国破产法的转型颇有研究心得。这可能也是他关注并迅速对中国新《破产法》作出反应的背景。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法尔克对中国2006年《破产法》的背景和条文，都做了详尽而切中肯綮的评述。
汉·塞缪尔·布福德教授的《中国新〈破产法〉：文本与有限的比较分析》一文，对中国2006年《破产法》做了精当的述评。作者认为，中国《破产法》模仿美国《破产法》第11章，建立企业重整制度。该文最大特色在于，作者重点聚焦于重整制度及其他法律规定，并结合美国破产法律制度，对中、美二者在破产法体系上的异同，尤其是重整制度，做了有限而深入的比较研究。
葛安德教授的《漫长的冻结：中国〈破产法〉对担保人权利的影响》一文，选择围绕2006年《破产法》中的核心规定之一，即担保人的权利变化，展开细致的研究。该文作者对中国破产法的发展历程和新《破产法》颁布之前的历次草案，显得非常熟悉，对争议问题的焦点，亦能明确辨识并清晰阐述。而针对这一具体而核心的问题，即担保权人利益与破产法的基本目标的平衡，通过对《破产法》框架下与法官权力、管理人权力以及债权人会议权力之间制衡和分配的探析，作者详细考察了担保权人、无担保权人以及债务人的利害关系的消长。在以中国新《破产法》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中，这篇文章可以说别具一格。
第二部分题为破产实践，收录如下文章：
张宪初教授和查尔斯·布斯教授合写的文章《新兴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破产法：深圳经验》一文，很让人耳目一新。这篇文章基于对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庭法官及深圳其他破产从业人员的访谈，旨在考查《破产法（试行）》及《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并存的格局下，深圳特区的破产实践。这篇访谈研究文章信息量相当大，可以说是有关中国破产法体系运作及实践的第一手材料。即便相关访谈发生在十多年前，但访谈中涉及的中国体制的一些痼疾，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深圳特区之外，今天依然存在。职是之故，重读这篇文章，无疑会对中国破产法律体系的运行及缺陷，有更为直观的认识。文章中提及的诸如破产法庭的弱势现象、行政系统的巨大影响、破产欺诈、跨境破产制度的付之阙如等，对今天完善《破产法》，依然具有重大的启迪。这也是这篇文章的最大意义所在。
文森特的文章《珠光集团破产案：中国国有企业跨国破产立法案例分析》围绕珠海市市政府下属的珠光集团的破产案，通过大量的文献，完整地还原整个珠光集团破产案件的来龙去脉。除了讲故事外，作者还用夹叙夹议的方式，对案件表象之后的问题，尤其是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法院等的关系，做了入木三分的分析。这种结合具体案例展开的分析，较之学理上的归纳和演绎，更有说服力。在文章结论部分，作者提出外资进入中国时的诸多安全策略，既值得外资决策者参考，亦值得中国决策者反思。关于珠光集团破产案，在已有的中文文献中，类似的研究绝无仅有；关于中国破产法的研究中，这篇文章的研究视角独树一帜，颇值得读者重视。
卓雪莉的《中国的持续性经济改革：破产立法引路》一文写于1994年新《破产法》起步之际。当本书编者与卓雪莉联系版权事宜时，她对我们选入这篇文章表示惊讶和欣喜在她看来，我们的选择本身，就说明这篇近二十年前的文章，对中国当代破产法的研究和实施依然有价值。的确，这也是我们选择这篇文章的初衷。1986年《破产法（试行）》颁布后，新《破产法》的制定于1994年起步，一直到2006年才通过，可谓二十年磨一剑。其间，欧美学界有不少围绕中国破产立法而发表的文章，或者批判，或者建议，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卓雪莉的文章可以说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无论是从内容本身，还是从破产法文献的辑录方面，都有可选之处。
第三部分1986年《破产法（试行）》，收录如下一篇文章：
张大光的《〈破产法（试行）〉立法史话：基于立法过程的研究》，最早对中国1986年《破产法（试行）》的立法过程，做了精当的描述。这篇文章也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1986年《破产法（试行）》时，引用率最高的一篇。这篇文章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提法。例如，作者将破产法的根源，追溯至1983年由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持的关于中国技术发展的研究，该研究的结论是，加快中国技术进步的唯一途径，是制定破产法，这样将有助于淘汰低效率和技术落后的企业。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破产立法工作，才逐步进入公众及立法机构的视野中。此外，这篇文章对1986年《破产法（试行）》颁布之前的过程，从试点、草案、征集意见，一直到最终颁布，都有详尽论述，尤其是作者将之放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颇有新意。对于80年代中国的转型以及破产法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读者，不能不读这篇文章。
第四部分历史与文化，收录如下三篇文章：
托马斯·米特拉诺的《〈大清破产律〉：一部法案史》，是这本破产法分卷编译过程中最大的发现之一。米特拉诺在这篇文章中，对《大清破产律》的背景、经过、结果及框架，做了详尽的述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对中国文化的熟稔、对清末修律历史的熟悉、对相关参考文献的爬梳，总是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而文中论及《大清破产律》的废除时，提及地方层面对该法的消极态度，尤其是重臣张之洞对这部法律的批评，也是笔者此前未曾留意到的。选入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有笔者的私念在其中。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即研究近代中国破产法律的制度变迁，四年后意外发现这篇文章，可以说喜出望外。在早先的研究中，笔者并未意识到或者发现西方学者对《大清破产律》的研究和关注。但事实上，《大清破产律》颁布没多久，就有英文版本在国外发表或者出版单行本。在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攻读破产法博士学位的张子年先生曾给笔者发来张宁云1907年翻译并出版的《大清破产律》的英译单行本。而就目前发现的西方学者的研究，除了这篇《〈大清破产律〉：一部法案史》外，还有下一篇多弗的文章。当然，或许还有笔者未曾发现的文献。
海因里希·多弗的文章《1906年4月27日的〈大清破产律〉》一文，是另外一篇西方学者写成的研究《大清破产律》的文章。这篇文章早在1907年就用德文发表，可以说是《大清破产律》最早时在西方学界的反响之一。较之上文米特拉诺的文章，这篇文章整体而言，流于更浅层次的介绍，乃泛泛而谈之作，读者不能不查。不过，该文中作者对当时中国崛起的论述、对商会作用的概述，倒也有一定新意。
娜塔莉·马丁教授的《历史与文化在破产和破产制度发展中的作用：法律移植的危险》一文，无疑拥有更为广博的视野。该文并未单独研究中国破产法律，而是将破产法律制度放在法律移植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进而详细阐述了历史和文化因素在破产法律发展中的作用。作者提出，历史和文化在决定如何处理案件时，比法律如何规定可能更加重要，美国破产法律制度，植根于其独特的消费、信贷、债务宽恕文化中；此外，两党制的政治体制、私人律师的兴起等，也成为支撑破产法发展的重要力量；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消费主义的盛行，尤其是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对于消费者个人破产制度来说，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基于文化观念上的明显不同，单纯引入美国模式的重整制度和自然人破产制度，而不改造其文化，不大可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果。在该文中，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破产法，只是作者比较对象的一小部分。或许只有植根于传统中，现代化的破产法律制度才能更有效率地运行。这也是编者选入这篇文章的初衷。
整体而言，这本《中国破产法》，囊括了最近一百年来破产制度在中国的运作和实践。站在历史的长河中，破产法的发展脉络似乎更为清晰，立法技术的进步与退步，更是显而易见。唯愿破产法研习者和决策者能够将本书放在案头，让本书为将来的破产法律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有必要向读者交待的是，在本书涉及的原文中，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这样的称谓比比皆是。基于文本简便及中文中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除非特别说明，一般将2006年中国《企业破产法》直接简称为《破产法》。如提及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一般简称为《破产法（试行）》，或者1986年《破产法》，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而涉及这两部法律的诸多草案，则会直接被称为破产法草案。
陈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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