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中郎踪迹何处寻
万历三十八年（1610）夏，袁宏道在湖北荆州沙市遽然而逝，《袁宏道传》应该告之结束，但如书中所载，有关袁宏道的事情其实远没有终结。中郎阳寿虽短，爱好却极为广泛，他的性灵文学开创以来，在整个汉文化圈都没有断流，这也是我如实写下袁宏道的诗文及理论在日本、朝鲜传播情况的原因。
另外，论及袁宏道家族，还有一个课题需要开拓和发掘：在此，我仍需要强调袁宏道的子嗣研究。袁宏道殁后，三袁后代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袁宏道的子嗣们从文坛转向南明政坛，除了乡人王夫之著录有《袁彭年传》，黄宗羲也曾多次记载袁宏道次子袁彭年的事迹①[1]，然而，后世对袁宏道的子嗣们关注度并不高，亟须深入研究。
袁姓在明代时是一个大姓②[2]，袁姓在明朝晚年更是大放异彩，从稍显和平的万历早中期，到后来内乱和边防严峻的天启、崇祯年间，相继涌现出文三袁和武三袁。文三袁是指本书的传主袁宏道及其大哥袁宗道、三弟袁中道，武三袁分别是指袁可立、袁崇焕、袁应泰。
明末是一个纷争战乱的年代，袁宏道是纯粹的文学家，但绝对不是空头文学家，本书详细记载了他文学之外对于政治的参与和关注。笔者尤其感兴趣的是袁宏道早年在苏州吴县任县令时说的一句警语：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久，二败兴也。游非及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袁宏道把破国亡家的考量搁置首位，他的身边并不缺少武职朋友，他也写过赞叹戍边将领的诗文，因此受到清廷封禁。文士尚且如此，武人更无须说了。需要指明的是，武三袁都是文进士出身，不同于武举出生的将军们，这验证了晚明文人仍有强烈的报国之心，武三袁中除袁可立外，其余二人命运非常惨烈。
我在本书中对中郎先生的描绘，也是将他放入社会综合的网中谈及的。本人在书中强调过，无论是纯粹的文学还是政治，任何一面都无法完全还原，只有综合地讲述这些有机部分，才能得出一个全面的袁中郎。
中郎生前文学地位显耀，后世在潮流和落魄中沉浮。清代中期，以袁枚、赵翼、张问陶等为代表，文学创作上主张直报性情，反对复古模拟风气。袁枚等人承前启后，是对以性灵文学的继承和发展，对于性灵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而且及时的作用；民国初期，性灵文学又对现代文学形成很大影响，周作人、胡适之、任访秋、郁达夫等人对中郎的重新发掘，兴起小品文热，一时，公安文学蔚然成风，大批学者名家都在研究袁中郎。当时，这股风气夹杂在政治与社会形态的诸多影响下，赞赏与批判不一，后来随着国家政治形势发生转变，偃旗息鼓。解放后长达三十余年，袁宏道研究成为一片空白，直到新时期后的一九八一年，钱伯城先生出版《袁宏道集笺校》彻底打开局面，钱笺大大促进了袁宏道研究，产生了一大批专门研究袁宏道的学问家。
然而，对于袁中郎应有的文学地位来说，他又明显寂寞，虽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始终没有站到应有的地位和高度。这几乎是性灵文学的命运。自从钟嵘提出性灵思想千年来，性灵思想在文学史中始终不温不火，直到袁宏道才有真正的喷发，因为袁宏道疾逝，急剧落幕。但是，性灵文学没有消亡，像波浪一样间接地出现在中国文学和文人中间，待有足够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条件支持，必然喷发，放在历史长轴上看确实如此，因此，袁宏道又是幸运的。对于袁宏道来说，他的故乡公安县文风昌盛，文脉不断，而且非常重视三袁文化，令人由衷高兴。
我于二○一三年元月开始《袁宏道传》的写作任务，关注和研究明朝文人始于二○○六年。写作袁宏道传的数年间，本人坚持小说创作的同时，书写了一系列与明代文人相关的史学论文，今后将持续研究明代文化、宗教、工艺美术等课题，《袁宏道传》就是这样一部人物传记和文人史方面的著作。此书有幸入选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专辑丛书，本人作为年轻学子，感觉非常荣幸，诚惶诚恐之际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站在历史责任感上书写袁宏道和万历时期的文人们，将袁宏道作为文人群像的代表放入时代中去研究和书写；鉴于袁宏道传记已有数部面世，此部书籍务必采用严谨的史学资料考证，以史叙文，以情补史。书写的过程很是漫长，也让我忐忑不已，因此本书付梓，也期待借此抛砖引玉，希望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攻瑕指失，对你们的指教和批评，本人先表示感谢。
二○一四年，袁宏道逝世近四百零四年的那年，我前往袁宏道的故乡公安县考察。那时正值八月，炎炎酷暑，我从湖南出发，从长沙过淼淼洞庭到武汉，然后路经天门、潜江，窗外尽是一派碧绿的农田，广袤的江汉平原极其静谧安详，我被田园风光完全吸引，思考当年袁宏道离家的路线，当到达江北的荆州府，在巍峨的荆州城墙下，我又想起当年他写下的荆州城墙修复记。
那年夏天，我在公安县度过了愉快的十天，查核到大量与袁宏道相关的文史资料，多次和当地热心三袁研究的作者展开座谈。当我们和公安县文联一行前往袁宏道的故乡长安里，到达袁宗道、袁中道的合葬陵园，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我坚定了信心：用史料之笔完整地雕塑袁宏道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此前经历数年的资料搜集，回家的那夜，袁中郎的形象在此了然。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美国、日本及国内部分大学相关专业学者的建议，国内一些著名寺庙亦提供了佛学上的考据资料；袁宏道的故乡，公安县委宣传部鼎力支持，公安县档案馆提供大量的文史材料；考察途中，公安县文联的侯丽老师、呙林鹏老师更是全程陪同；三袁研究院的李铭柱老师和本人一起对袁宏道诗文进行创作年代的核实，为写作《袁宏道传》提供了最准确的第一手材料，也让本书有了最真切和厚重的情感怀念。
借此机会，感谢该书的审稿者，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老师、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陵老师，两位专家百忙之际提出过严谨的修改意见，感谢作家出版社的原文竹老师，她在本人书稿写作中提供多次咨询与帮助。本书写作完毕，以下师长和挚友相继提供了宝贵意见：吴洪森、曹宝麟、刘颜涛、何华、翁家若、张霖、宋展云等，在此一并致谢！
谨以此书献给永远的中郎。
2016年12月作于杭州
[1]① 详见黄宗羲所著《海外恸哭记》《赐姓始末》等。
[2]② 明朝时，全国袁姓总人口约有53万人，位居全国各大姓氏人口数量第36位，比宋朝时第64位提升28个名次，人口也增加了27万，增长速度较快。据本人推断，袁姓人口增多，有一部分是像袁宏道家族一样，由元朝国姓元改为袁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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