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学术与人生
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真的走入学院之中，开启学术的人生。
我一直以为，我会成为一名放荡不羁的自由作家，我所热爱的，是在那“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穿透之下，所指向的一切和艺文有关的糅杂。譬如小剧场里的诗歌朗诵，配上独立乐队的练习曲；譬如咖啡屋里的哲学与欧洲电影，配上灰暗和明快交织在一起的混搭色彩。这种对于不着调无约束生活的近乎偏执的热爱，一直影响我到今天。当别人在跑数据、画图表、读文献的时候，摆在我手边阅读的，却是各种小说、诗歌，还有独立漫画。
上大学的时候，最爱去的地方，是学校边上一家叫作海德格尔的咖啡馆。去咖啡馆，倒不是真的去喝咖啡，而是去参加“夜行舞台”的戏剧实验。“夜行舞台”是几个复旦学生组成的民间戏剧团体，大家常常聚在一起，无所顾忌地畅谈伟大与深刻，时不时撩拨一下长刘海，还有吉他上的弦音，吼两句白衣飘飘的校园民谣。那几乎就是我整个的大学时光。
大学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海外求学漂泊生活，从英国到中国香港，从中国香港到美国，再从美国回英国，然后再回美国，三大洲四座城，一只旅行箱，如此往复。常常会在漫长的飞机旅途上，看完一本小说，然后打开遮光板，望向黑暗中一望无际的大片云海，然后问自己，这，是否就是自己想要的人生？
彼时，人生之前，还并没有加上学术两字，成为学术的人生。
跨入学术人生的那个时间点，现在已经难以记得，大概也不会有一个非常确切的时间点。但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的人生，不是一下就飞跃进去的，而是慢慢累加，一点一滴融进去，再经过多次的激励，最终才沉淀下来。
第一次的融入，是2004年去牛津大学修读硕士学位期间。当时的我，住在离格林学院（Green College)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紧挨着我的邻居，是大名鼎鼎的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教授。多尔教授是世界上首位提出吸烟可致肺癌的科学家，被称为西方反烟草危害运动的“教父”。他和合作者于1950年发表研究论文，指出抽烟是导致肺癌的“一个原因，并且是一个主要原因”。4年后，他再次发表报告证实了自己的发现，西方反烟草运动自此开始风起云涌。坐在格林学院的草坪长椅上翻着书，常常会遇到西装笔挺、拄着拐杖去学院食堂晚餐的这位老先生。他每次都会停下来，和我聊几句，然后再慢慢地走向食堂。黄昏时分，看着这位科学泰斗走在牛津大片的草地上，我的心里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很多次，晚上八九点钟离开图书馆走回家，到家前总能看到多尔教授房间的灯还亮着，那时我总是会想他在做什么呢？老先生房间那盏明亮的灯光，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学术原来是有温度的，肃然起敬之余，不禁让我萌生起献身学术的激情和冲动。
第二次的激励，则是2008年的春天。彼时还在香港工作的我，已经决定去美国攻读社会学的博士。正拽着两三所学校博士录取信犹豫不决，有一天邮箱里突然跳出斯坦福大学魏昂德(Andrew Walder)教授的电邮。魏昂德教授是美国社会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学者，他早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成名论述，《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透过对中国国有工厂中权力庇护关系形成过程的分析，重新诠释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名尚未迈入学术门槛的年轻学子，突然收到向往的大名鼎鼎大教授的邮件，那是一份怎样的惊喜。
在信里，魏昂德教授诚恳地邀请我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系攻读硕士学位，这样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做一项有关政治社会学方向的宏大研究。诚实地说，当时虽然亦有收到斯坦福硕士项目全奖，但在其他博士项目的录取信面前几乎对此没有做太多的考虑。如若接受这一邀请，就意味着要放弃其他的机会，并且还要再经历一次博士申请的冒险。但是魏昂德教授提出的这一研究计划是如此的有趣，再加上他那极富个人魅力的感召，我几乎没有做太多的思考，就立即选择前往斯坦福，开启一段崭新的学术探险之旅。而这一决定，就此拉开了一段长达七年，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师徒传授岁月。我和导师之间有过上万封的电邮往来，但故事开头的这第一封，却一直铭记在心正是这一次的召唤，定格了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志趣，让我在历史、政治与社会交叉的领域内，一头扎了进去，体会到很多研究的乐趣。
而整个学术道路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沉淀，则是撰写博士论文后期那一段刻骨铭心的时光。2014年的春天，我如愿申请到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后工作，但前提条件是我必须在当年的9月完成博士论文的答辩，这就意味着我最迟在当年的7月提交博士论文的最终稿。压力和挑战同时袭来，让我一时慌了阵脚。知道这个情况后，胡佛研究所的马若孟（Ramon Myers)教授主动提出，将他在胡佛的办公室让我使用，这样我就可以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学术空间，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投入论文撰写之中。马若孟教授曾长期担任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保存和研究中国及东亚地区档案，贡献卓著。与此同时，他还是西方最早使用日本满铁调查档案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学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近代华北农村问题的大讨论，迄今都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
马若孟教授的办公室在胡佛研究所的拐角处，比一般的办公室多出一个纵深的延展空间，可以将两把椅子拼接在一起，每日在上面做简单的午休。办公室有两块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着窗外加州明媚的阳光从茂盛的树叶缝隙间筛落下来，影影绰绰。在这一个完全属于我的静谧之地，我的心情复归平静，开始进入每日高强度的写作当中。时间被我切割成一段一段：每日9点起床，10点之前进入办公室，工作到下午1点，然后简短午饭；下午接着一般从1点半工作到3至4点，然后会有一个短暂的午休，午休之后接着工作，一直到晚上7点，再去晚饭和饭后校园散步。晚上从8点继续工作到11点，再离开办公室。回到寝室洗漱完毕后，接着工作到凌晨2点，再进入梦乡。第二天周而复始，从未间断。
如此几个月苦行僧般的学术写作之后，博士论文终于大功告成。在马若孟教授的嘱托下，我开始帮助整理办公室内的藏书、工作笔记和私人物件。彼时他已84岁高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我的面前，突然呈现出一位优秀学者一生的全部学术历程，就如同老式电影放映机一般，一帧一帧地在办公室不同的角落里闪回出耀目而又温情的片段。我看到他身着博士袍的博士毕业照片，他和好友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艾诗（Robert Ash)教授长达二十多年的信函来往，还有2012年末他亲笔写给所有师友的告别信，信里简短回顾了他这一生的学术工作，并在末尾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学术生涯即将迈入尾声。这将是你们收到的我最后一封信函，以此珍重告别。”
学术的生命，似乎就在那一刻，在那一间办公室，获得了新生般的延续，如此蓬勃，如此激昂。
我知道，这过去十几年的求学生涯，就好比一场学问的冒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院，体味学术的苦与乐。用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的话说，就是“在学术旅途上，我是一个不断赶路的行者。”作为一名同样赶路的行者，今天，我的学术人生刚刚起步。
当年的海德格尔咖啡馆，在我大学毕业后不多久就因租金的问题而关门，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伴随着年岁的增长，阅读与写作的积累愈加丰厚，我却越来越喜欢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之业是危险的”这一警句，并时刻提醒自己，学术不仅仅关乎达至职称评选的论文发表，或者掌握了多么复杂的算法模型；学术更关乎的，是思想上的激浊扬清。社会学家郑也夫就曾指出：“一个思想者应该有两个支点，一个是对智力生活的热爱，一个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怀。”在学术的人生里，这两个支点构成了“学问何为”这一疑问的最好注解，成为学者灵魂深处最澎湃的生命力，让那思想之光挤过叹息的墙壁，丝丝缝缝里透出明媚。
2017年春
于北京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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