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经典阅读教程_靳义增_9787568035330

教育部制定的大学各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均强调学生要有广博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可以说，大学教育肩负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承担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当前，大学人才培养存在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与传统文化缺失的严重矛盾。这种传统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传统文化知识感到陌生、不了解。例如，有的学生在解释《论语》中的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时，把《关雎》说成一本书、一篇散文；有的学生把《论语》中的吾自卫反鲁一句解释为孔子为了自卫而攻打鲁国。二是对文化经典的含义不清楚。例如，有的学生把《诗经》中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一句解释为在自己的妻子身上用刑，至于我的兄弟应当怎样处置，就让他们来保卫家园吧。三是不能领会、理解文化经典的深层意义和精神实质。许多学生不清楚绘事后素厚德载物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的内在意蕴。学生传统文化的缺失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境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更加趋于功利化，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20世纪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就是背离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使教育目的、职能、功用、方法日趋单面化。教育绝不只是工具理性的，不应该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浅在的直接的目的，甚至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需要或福利。教育是人类、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自然有它丰厚多重的价值理性的层面。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特别是对我们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教育绝不只是知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文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代代素养极jia的人才，在于发展全面的人格，在于重建理想，在于活化民族的精神资源。只有通过人文精神的熏陶，才可能帮助社会和学生解决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问题。

当代文化建设正面临从中国西方化到西方中国化的重要转折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文化出现了一次重要的转折，即否定传统文化，向西方文化靠拢，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倡导民主与科学，这是时势所不可避免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大力提倡增强国民的科学与民主素养，仍然要批判当年五四先驱们批判过的国民劣根性等阴暗面。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仅仅以西方近代的科学观与民主观作为尺度，是不可能正确衡估现代文明中的民俗、宗教、艺术、哲学、伦理、道德等丰富多彩、深长久远的价值的。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一切文化遗产所带来的巨大的民族性的损伤。它使中国的学术研究、高等教育严重西方化，失去了民族文化特色，失去了民族的创新能力，这种情况的突出表现就是失语症。失语并不是说我们不会说话，而是我们的话语内容与话语言说方式都是西方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曹顺庆先生提出：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化和学术走上了西化的不归路，使得我们处于严重的失语状态，我们发现自己永远都是跟在西方后面而且永远超不过他们。这种大河改道的结果是今天我们不仅忘记了自己的传统，而且被世界学术抛在了后面。曹顺庆、朱利民：《比较文学与学术创新曹顺庆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例如，杨朴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对朱自清《荷塘月色》的精神分析，就是典型的西化体现。在杨朴看来，《荷塘月色》是朱自清潜意识愿望的象征。潜意识愿望就是性欲望，荷花也就自然成了性欲望的象征，他认为，在朱自清的潜意识中，荷花也就是他美人爱欲的象征。为什么荷花成为美人爱欲的象征？这是因为莲的花形似女阴，莲蓬的产籽似女性的生产，莲的形体又如女性的形体的美。经过这样牵强附会的比拟，杨朴先生照搬弗洛伊德的理论，把《荷塘月色》解释成朱自清潜意识愿望的象征，即性欲望的象征杨朴：《美人幻梦的置换变形荷塘月色的精神分析》，《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这与颜元叔把李益《江南曲》中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中的信误读为性的谐音，把李商隐《无题》中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的蜡炬误读为男性象征是一样的，都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读中国现代经典散文或古典诗词。其文化心态也是一样的，即首先设定西方文化的真理性、普适性价值，然后用中国的作品来证实西方理论的正确性。中国文学成为诠释西方理论的材料与工具，由于失去了民族文化传统，看似新颖的解释却并不能够得到学界的认同，反而为学界所诟病。但是，在文明冲突与差异性研究的背景下，重视文化差异与民族文化传统迫在眉睫。国人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西方化的严重危害，从而提出了文化重建、文化振兴的宏伟构想。回归传统文化、重建民族文化之根成为当代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转折从中国西方化转向西方中国化，即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来吸收、改造西方文化，从而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中国西方化与西方中国化本质的区别就是以谁为主的问题，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来吸收、融合西方文化就是西方中国化，以西方文化为主来拆解中国文化就是中国西方化。要从中国西方化转向西方中国化，就必须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认识与理解。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是典型的例证。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化的突出成就。当代文化建设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在凸现文化差异性背景下，强调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正是固本强体的历史抉择。三、大学人才培养存在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与传统文化缺失的严重矛盾教育部制定的大学各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求均强调学生要有广博的文化与科学知识，可以说，大学教育肩负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能够承担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当前，大学人才培养存在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与传统文化缺失的严重矛盾。这种传统文化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传统文化知识感到陌生、不了解。例如，有的学生在解释《论语》中的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时，把《关雎》说成一本书、一篇散文；有的学生把《论语》中的吾自卫反鲁一句解释为孔子为了自卫而攻打鲁国。二是对文化经典的含义不清楚。例如，有的学生把《诗经》中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一句解释为在自己的妻子身上用刑，至于我的兄弟应当怎样处置，就让他们来保卫家园吧。三是不能领会、理解文化经典的深层意义和精神实质。许多学生不清楚绘事后素厚德载物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的内在意蕴。学生传统文化的缺失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境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更加趋于功利化，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束缚。20世纪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就是背离人文主义的教育传统，使教育目的、职能、功用、方法日趋单面化。教育绝不只是工具理性的，不应该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浅在的直接的目的，甚至只服从或服务于某种需要或福利。教育是人类、民族千秋万代的伟业，自然有它丰厚多重的价值理性的层面。教育在文化传承方面，特别是对我们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教育绝不只是知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文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代代素养极jia的人才，在于发展全面的人格，在于重建理想，在于活化民族的精神资源。只有通过人文精神的熏陶，才可能帮助社会和学生解决文化资源薄弱、价值领域稀少的问题。在大学过分注重知识和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人文素质培养的今天，我们在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上倡导阅读文化经典，就是要把学生从应试教育和功利主义教育中解放出来。让学生通过阅读文化经典来触摸中华民族文化的深沉积淀，深入古代圣贤的心灵世界，破译中华民族崛起的密码，寻回中华民族的深层智慧。20世纪中国教育的大失误莫过于使我们几代人离开了传统精神家园，失去了东方人生智慧和德行的陶冶。学习文化经典可以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找到文化创新的沃土，二是建构精神家园。正如曹顺庆先生所说：在我看来，首先，学习古典文化能够使我们摆脱失语的状态，因为传统文化蕴涵着中国独有的话语和学术思维方式，只有深入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借鉴西方资源的时候才能立足于本民族的话语和学术思维方式，才能真正将西方文化为我所用，从而实现真正的学术创新。其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西方有自己的《圣jing》，印度也有自己本民族独特的信仰，但是，中国在五四之后陷入了文化的迷茫之中，人们发现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了，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出了问题，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曹顺庆、朱利民：《比较文学与学术创新曹顺庆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四、阅读文化经典是重建民族文化之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在文化冲突与文化差异凸显的当今世界，我们如果不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有成为文化上的流浪民族的危险。在1995年3月全国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常委以016号正式提案的形式，表达了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忧思：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传统经典)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的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早在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就说道：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朱自清：《经典常谈·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3月北京新1版。20世纪80年代，叶圣陶先生提出，在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文史哲的学生就必须有计划地直接跟经典接触，阅读某些经典的全部和另外一些经典的一部分。那一定认认真真地读，得到比较深入的理解。叶先生还认为，经典训练不限于学校教育的范围而推广到整个社会，是很有必要的。历史不能割断，文化遗产跟当今各条战线上的工作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牵连，所以谁都一样，能够跟经典有所接触总比完全不接触好。叶圣陶：《重印〈经典常谈〉序》，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3月北京新1版。21世纪是一个文化交往与文化对话的时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已经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文化对话的时代，中国既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又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对话原则，要全面认识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还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四个自信的重要论述，是对中华民族天人合一、大同社会、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古老理想的合理继承。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多年而不中断，以天人合一等为代表的理想境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文明一系列古老而维新的理想追求，把每一个中国人都紧密地连接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和而不同的社会意义与伦理网络之中，形成了超强的凝聚力、包容力和转化力，培养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个人理想和人文精神。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实质上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就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想的坚持与自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智慧和人生哲理，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道，有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共生共处之道，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个人与社会健康互动之道，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的与时俱进之道，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人文关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推进创新教育的源头活水。孙中山先生曾在《民族主义》的讲稿中提到：中国有一段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大学》能够把个人内在德行的修养，以至外在事业的完成，一贯连续，包罗无遗，而且本末先后，有条不紊。有志之士，循序渐进，自能修己安人，成己成物。这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内聚力、渗透力、融合力和再生力，经典的根本精神也蕴涵着原创力，它必将根据系统进化的功能而不断形成新的结构，并依靠自身的活力，向异彩纷呈的现代化形式转化发展。东方西方汇通、传统现代结合、科技人文配合，是理性文化的复活，这样的中华文化的复兴是可以期待的。那样的中国将成为真正的礼仪之邦，是一个有天地之心、有生民之爱的民族，会真正仁者无敌。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就应该培养这种仁者无敌的人才。五、诵读文化经典是有效的教育途径之一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任何人穷其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完全精读全部典籍。《庄子·养生主》提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就要求我们讲究阅读经典的方法，这就需要我们找到阅读经典的有效途径。诵读作为一种学习掌握母语的方法，已在中华大地和华夏子孙间广泛而长久地流行，在世界各国、各民族母语教育历史上堪称一种独特现象，它是我们聪明的先人在长期的母语教学实践中，根据对汉语汉字独特性的领悟和体认而总结创造出来的。它是数千年来汉语教学经验的结晶，是教学汉语规律的反映。现代教育心理科学告诉我们，熟读记诵能加深我们对读物的感受，可以为思维想象积累材料，为作文提供语言范式，对口语中不规范动型起改造、规范化作用，还可以锻炼发展和提高记忆力，使我们养成认真读书的良好习惯，我们聪明的先人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明了诵读在感受、理解、记忆所读文章，以及培养提高阅读写作能力、锻炼成才方面的重要作用。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结合法和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复习巩固法。欧阳修提出虽书卷浩繁，第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的计字日诵读书法。韩愈提出记事者为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的提要钩玄读书法。先人这些丰富的诵读经验，深刻地印证了现代教育心理学原理。在中国古代，诵读是普遍的教育方法，诵读即高声朗读背诵，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书本中。古人叫读书，书是读出来，读的方法有默念和朗诵，朗诵就是开口念，这叫读书。北方叫读书，南方叫念书，通过读书、念书，记忆就会深刻，心情也会很愉快，情绪自然得到调节，这是夯实传统文化根基的有效途径。但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后，我们的教育不再采取朗读、背诵方法，而是注重知识的灌输与理解。这是非常可悲的。杨绛先生曾说：我很羡慕上过私塾的人，四书五经读得烂熟。我生在旧时代的末端，虽然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里都有国文课，国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学、理科和英文。我自知欠读的经典太多了，只能在课余自己补读些。杨绛：《走到人生边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5页。尤其在五四运动这个阶段，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老师和学生彻底推翻了诵读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教育方式，把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变成读一个大，一个小；一个西瓜，一个枣，这种只学语言不学文化的教育方法造成中国一代人没有文化，钱钟书、季羡林谢世之后，一个时代就结束了，这是十分危险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变成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国家，就会沦落到万劫不复、永远翻不了身的境地。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靠背诵流传下来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就包含着传承优秀文化成果的教育思想。自秦代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开始重新恢复经典文化，四书五经都是靠老先生背诵出来的，是口口相传的。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就是由年过九十的济南伏生以口传的方式传给了汉初的晁错，晁错用当时通行的隶书通过抄录和记载而流传下来的。汉初传授《诗经》的共有四家：齐人辕固生所传的叫齐诗，鲁人申培所传的叫鲁诗，燕人韩婴所传的叫韩诗，鲁人毛苌所传的叫毛诗。为什么传授《诗经》有四家？因为大家背诵、记忆的版本不同。当时大家都是依靠背诵来记忆的，背诵的程度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版本。即使到了宋朝以后，发明了印刷术，还是要背诵的，因为当时印刷不是很普及，印刷的成本也是比较高的，不是所有的思想都能够印刷成书，还是要依靠背诵来传播的。为什么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一直不清楚在唐代，究竟是李白胜于杜甫(李优杜劣)还是杜甫胜于李白(杜优李劣)？有专家从传播学的角度论证，在唐代，人们主要依靠手抄本的方式传播文学作品，杜甫身居京城长安，作品在长安传播的范围广，影响力大，李白环游四方，待作品传到长安时，与杜甫相比，已是黄花，所以在唐代应是杜甫胜于李白，至于后世如何看待，应另当别论了。当年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培养钱钟书，就是从诵读文化经典开始的，为钱钟书看小说不读经典，钱基博不惜饱以老拳教育他。钱钟书、季羡林这些大学问家都是通过背诵来读书的。背诵可以增加一个人的智力、记忆力和思考力，背诵的方法不但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反而使社会文化发展更发达、更精详。为了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我们建议先由学生课前预习文化典籍原文，教师课堂抽学生朗读、解释原文，然后由教师精讲原文，在学生读懂原文的基础上，再深入讲解与原文相关的文化知识和问题，扩展学生文化传统的知识面，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这样才能使学生学到真正的知识，也才能够培养严谨扎实的学风。这就要求我们：一要组织专家，选编适宜于大学人才培养的文化经典诵读课本。二是要做到课堂教学的点面结合，重在培养学生浸润文化经典的良好习惯。三是要拓展教育，在学习型社会中，倡导学习文化经典，形成诵读文化经典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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