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百年巨匠_黄乔生著_9787501051694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鲁迅/百年巨匠》讲述了鲁迅的故事。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领土的作家”。

　　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中国新文学的开山大师。他以犀利的文笔，深刻的思想，高度的自省意识，强烈的批判精神，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这样一位文学巨匠作传，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鲁迅早逝，没有留下一部自传。即便寿命更长，恐怕也未必愿意写自传。他曾谦虚地说，世上像他这样的人很多，要都做起传记来，传记将塞破图书馆。但因为应别人约请，他也写过简单的自传。例如，应《阿Q正传》俄文译者王希礼（瓦西里耶夫）之约写过一个“传略”，附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的后面。后来，在上海，青年作家柔石根据这篇文字整理补充，经他本人修订，称为《鲁迅自传》，所述经历止于1930年：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划，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后来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为一个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
　　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人伊罗生之托选编一部题名《草鞋脚》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鲁迅应编者之约，为该书写了一个自传，却比1930年那一个更简短，只在后面加了一段介绍自己在广州、上海生活情况的文字：“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但因为加入自由大同盟，听说国民党在通缉我了，我便躲起来。此后又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民权同盟。到今年，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后出版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鲁迅一生虽然不像社会活动家那样广交游，而且寿命不长，但阅历算是丰富的。他在世五十多年，从清末到民国，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转折期。他经历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国共合作与分裂、“九一八事变”等等，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所受的教育，中西兼有，学科则从海军、矿学、医学到文学，涉猎颇广。就文学而言，他的渊深博雅的修养和丰沛奇突的想象力开辟了一代新风，他所做短篇小说和杂文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鲁迅善于将自己的生活经历改造加工，作为创作的素材。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他称作“回忆记”——写的就是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细节丰富，叙述生动。其他很多篇章，也往往涉及自己的生活经历。例如谈小说创作缘起的《呐喊·自序》，谈第一本文集写作甘苦的《写在坟的后面》，记叙自己经历过的事件的《谈所谓“大内档案”》，谈自己参与办刊的《我和语丝的始终》，回忆小时候看戏的《女吊》，叙述经过香港时不快遭遇的《再谈香港》等等，都是生动的自传材料。小说中也不乏自叙成分，如《伤逝》《弟兄》《孤独者》《在酒楼上》等的人物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有些他本人承认，有些经亲朋好友指认。此外，他的一些怀人篇什，自然也会写到自己，如《为了忘却的记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总之，鲁迅的很多作品都有自传的成分。
　　本人自叙和后人所做传记之间的差异值得注意。自叙或有自谦的成分，亲朋好友的回忆或不免溢美隐恶。相比之下，后人所做传记，如果对材料进行比较研究，或能得出更公平公正的判断。而且，传记能更全面地陈列资料，为人物画出完整的肖像。鲁迅自做“传略”，因为各种原因，有些地方语焉不详，有些地方竟付阙如，使读者难以得到完整的印象。例如，鲁迅说他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但经了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几乎”二字就不好判断，究竟还剩下多少？吃饭是否真成了问题？其实是卖掉一些保留一些，尚有二十来亩地保证基本口粮和家用。“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似乎是自己到处寻找，实际情况乃是南京水师学堂中有一位本家叔祖，招引本家子弟去就学；在东京，提倡新文艺的计划失败后，鲁迅“又想往德国去”，为什么是德国？具体情况怎样？也不清楚；他从日本回国，是因为“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这“别的人”三字语焉不详倒可以理解，因为指的是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写这份自传时，鲁迅已与周作人决裂，写明原委既不厚道，又有所不便；还有，鲁迅从北京到厦门，自叙说是“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的，但他离开北京时，并没有“逃”的迹象，至于离开的原因，鲁迅说几个学者到政府那里说他不好，政府要捕拿他，说得不够具体，至今也难以找到这方面的确证。此外，他和周作人失和的原因，自己的婚姻状况等等，都没有涉及。既然是“传略”，作者当然有自由选择的便利。
　　同时代人的印象记、回忆录，情节生动有趣，或可补自传之不足，但需要慎重选择，不能一味信从。
　　凡此疏略、隐蔽、不足之处，有赖于研究者和传记作者考证、辨别和补充。
　　当然，后人所作鲁迅传记，也自有其问题。例如有传记说鲁迅在上海遇到白色恐怖，同国民党当局展开围剿反围剿的斗争，著作都被禁止，就说得过重了——鲁迅本人只是说1926年以后的著作被禁止。假如全部被禁止，鲁迅怎么养家糊口呢？至于为了塑造鲁迅的革命形象，断言鲁迅参加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更缺少实证材料，鲁迅本人从没有确凿地写下来。
　　传记作者的任务，是对大量材料进行对比分析，描绘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真实的人物形象，虽然完全的客观真实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状态。为鲁迅作传，正确的态度是把鲁迅当人而不是当“神”看待。这道理谁都明白，但做到做好却很不容易。因为既然要为一个人作传，就势必特别关注其人，挖掘他的生活细节，熟悉他的思想观念，探究他的内心世界，只要不是事先怀着偏见、以所谓“批判”为目的，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就免不了对写作对象产生同情，认同其思想观念，不知不觉地出现“拔高”乃争“神化”的倾向。
　　木书结合鲁迅的“自叙传”，参阅鲁迅同时代人的记录，以叙述史实为主，辅以简要解说，并配以若干图片，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认识鲁迅的途径。
　　黄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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