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长城_张涛蔺海鲲著，蔺海鲲编_9787564362010

　　山丹县长城分两类：一为汉长城，建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距今已2000多年。全长98.5公里，呈东西走向。由壕沟、自然河烽燧构成。全线以壕沟代替墙垣，虽年代久远，仍清晰可见。二为明长城，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距今已有400多年。明长城由黄土夯筑的墙、墩、列障构成。走向、长度都和汉长城相同。汉长城在北侧，明长城在其里，两者相距在10—80米之间，平行延伸，象这样不同历史年代修筑而同时并行且至今留存较为完整的长城段在国内实属罕见。山丹汉明长城是目前国内保存完整的一段古长城，被誉为“露天博物馆”。

　　世界在快速资源化、高度信息化、全面现代化中不断变化，推动历史的发展的不仅是政治和经济，文化实力也在影响着世界格局。关于民族的对话和争论充分体现了世界治理的人文关怀，也体现了差异认同中谋求共生的责任。亚洲、欧洲、美洲等各股势力在内亚地区的博弈，使得河西走廊历史中沉淀了亚欧世界的历史文化变迁，也沉潜了内亚地区各民族交往、交融的记忆和经验，无论在发展经济、安边稳疆还是在传播主流文化方面，河西走廊都具有战略意义。当今世界需要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共生的多元文化发展中诠释和设计未来蓝图。
　　河西走廊地处蒙新高原与青藏高原之间，是我国大陆腹地通往欧洲、中亚、西亚的唯一陆上通道。得益于南北山脉雪水的滋养，相对平坦的狭长走廊上形成了大小不等的肥沃绿洲，在走廊内部，高原、荒漠、戈壁、绿洲、草原等形态相间共生。河西走廊也是我国唯一的一条连接中原腹地、戈壁绿洲、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陆上通道，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结构为河西地区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造就了人类历史上多民族、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典型地带。文化的多元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及人类的精神突破。在河西走廊，多元文化这种生死与共、血脉相连、鲜活共生的现象比比皆是。古往今来，如鸠摩罗什、玄奘等，通过西行与东来的文化构建，使得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文化形态得以生生不息、共荣发展。尤为特殊的是，存续在走廊上的这些文化形态并不呈现出完全的融合，而是鲜活地保持其特色而独立共生并各自发育良好。
　　在多元格局中存在的若干个极具影响力的文明过渡地带，在地缘结构、生产方式和文化类型等方面极具典型意义。这些多元文化区域在中华文明的生成和变迁及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习近平主席指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要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河西走廊作为中国若干个民族走廊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是“南北统一体”和“东西方链接点”的“汇合”之处，其中蕴含着重新发现和解释世界历史及民族交往整体性的机理。因此，应该从以往的研究视野中超越出来，重新认知各国、各民族交往的地域属性，把各民族交往看成是特定地域形成过程中的共同体。此外，边疆地区和民族的历史不应该单一地理解为众多民族各自历史的集合，而是在既定区域中多民族文化共享及民族深层次社会交往中获得和谐共生的历史进程。从这样带有普遍性的区域经验出发，可以从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和发展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总体格局。
　　站在走廊看周边，我们就会看到丝绸之路的开拓而带来的东西方思想汇流、多族群的交往互动，看到对各民族习俗、中外文明的兼收并蓄，为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及实现道路注入了超越单一文明的多元基因。这种在过渡地带蕴养出的文化基因，不仅是本地域的多元文化互鉴共荣的重要根基，也会在突破地域限制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成为各国、各民族深度交往与协调发展的最坚实的生命活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无限的潜力。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作为过渡地带的民族走廊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民族和谐共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当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都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走廊周边特别是中亚的繁荣稳定，对促进相关联的各国、各民族当前和今后的人心相通、和谐共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