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美学史略（增订本）（北大美学研究丛书·第三辑）_章启群_9787220108686

20世纪中国美学有三大理论遗产：*是蔡元培、朱光潜等为代表介绍的西方的美学思想和理论；第二是以王国维、宗白华、徐复观等为代表的立足于中国人美感独特性的美学理论；第三是以蔡仪、李泽厚、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其中以李泽厚等人的实践美学成就*，影响*，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学界的主流理论。实践美学与蔡仪和朱光潜的美学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截然分开。因为，实践美学是马克思主义这根藤上结出的瓜，李泽厚、朱光潜、蔡仪的美学在这个根本理论上是一致的。而从王国维和宗白华等人的观念和方法中，可能找到中国美学健康发展的正途，找到在真正学术意义上研究中国美学理论的不二法门。基于这种考虑，本书不是一种中国美学一百年的编年史，而只是把一百年来能够称作学术研究的中国美学著述梳理出来，勾勒一条大致的线索，以当下中国美学研究现状作为一种批判与反思的立足点，试图从中寻找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种内在惯性和理念，为21世纪的中国美学建设提供一种历史的参照。因为，对于中国美学的很多问题，对于20世纪中国美学研究的很多方面，著者也在思考和探索之中。

序：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性问题

任何学科里的核心问题总是非常专门化的，能够真正讨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被称为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在一些学术的前沿问题上，只有极少数专家才有真正的发言权。就像只有少数专家能够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人都能够真正理解康德的美学思想。因此，进行严肃的美学学术研究工作，在本质上说与研究物理学的前沿问题一样，需要严格的专业训练和艰难的理论探索。学术研究离开专门化的轨道，就会泛化，也就是非学术化。

在美学领域，诸如美的本质是什么、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等问题，都属于美学学科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不同于我喜欢红颜色、我喜欢柴可夫斯基、我喜欢林黛玉，不喜欢薛宝钗等问题。后者只是表述一种个人的爱好，无需进行论证。而对于前者的回答则是一种学术的探索。20世纪中国出现的所谓美学热，就是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学术研究的一种群众运动，是非学术化倾向最典型的表现。[]

中国学术研究的非学术化倾向至今仍未消失，只是变换了一些名目和花样而已，美学界的情况更甚。这仍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大患。

1．

清理中国美学研究中非学术化倾向的根源，应该从检索20世纪中国学术的整体情况入手。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有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几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大家、权威，都出现在50年代以前。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虽然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中国的学术却辉煌灿烂。我们不仅看到以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所展示的崭新的学术境界，也看到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对传统学术所作出的精彩阐发。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可谓大师辈出，权威云集。仅哲学一科，即有胡适、洪谦、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钱穆、贺麟、宗白华、张岱年、王宪均、艾思奇等名家。这种群星灿烂、异彩纷呈的景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学术史上也不多见。

令人奇怪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大师和权威，中国学术似乎停滞甚至是倒退了。随着这些学术大师的自然逝去，有些学科的学术研究基本上终结了。有人把钱钟书的逝世说成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个大师的消失，并非危言耸听。这些大师和权威至今仍然矗立在许多领域的峰颠。当下学人只能在这些前辈的阴影下徘徊、摸索。人们已经失去超越他们的勇气和信心，而常常把接近这些大师和权威当成一种莫大的荣誉。

这种整整一代人落伍的原因，是当下中国学术研究非学术化倾向的总根源。这种带有全民族整体性的学术停滞和倒退的现象，应该是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学术的这种整体的状况决定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命运。

20世纪的上半叶的中国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蓬蓬勃勃的景象。以蔡元培、朱光潜为代表的学者对于西方美学作了完整、系统的介绍。多种美学思想和理论渐渐成型，尤其是从王国维到宗白华的美学研究，已经勾勒出中国美学自身建设的大致轮廓。正如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戏开幕之前，已经奏出了有声有色的序曲。但是，在20世纪的下半叶，这种富有生机的景象被一种肤浅的、表面化的喧闹所代替。除了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一种美学理论呈现出畸形的繁荣以外，其他的美学理论和思想几乎无学可谈。5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美学大讨论，虽然规模和声势不亚于中国经济建设中的大跃进运动，然其学术意义大概仅仅能与80年代哲学界的真理大讨论相似。论战中有所谓四大派之分，实则只有一家（后来四大派的逐渐统一就是一个证明）。其代表理论就是实践美学。

因此，不难看出，20世纪的中国美学与整个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命运几乎完全相同。

2．

中国美学研究非学术化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学术与意识形态的缠绕。

从20世纪初的文化论争开始，中国学术界就出现了混淆学术与意识形态的现象。学术界的这种现象与中国当时的历史现实具有内在的关联。在面临亡国灭种的救亡运动中，任何学术的讨论都自然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纯粹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谓问题与主义之争，就是典型的学术与意识形态互相缠绕的一场争论。

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任何人难以否定的，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难以分割。但是，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毕竟有着严格的界限。例如，我们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称做学术著作，却不能把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称为学术论文。前者是科学研究的一种典范，尽管它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而后者只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历史上有些意识形态的斗争具有真理的性质，不能一概否认它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价值和意义决不能取代学术的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从批判胡适、胡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几乎达到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程度。这样的论战文字具有什么价值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有些人把一些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政治宣传口号当作学术问题，而把一些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为正常的学术争论设置禁区，也把很多学术讨论导向误区。

用意识形态的斗争来代替学术争论，最终败坏了学术的风气。滥觞于20、30年代的某些文化争论的恶劣学风，在文革的大批判文章中达到登峰造极，形成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特殊写作范式。这种文章和著作缺少学术的规范和尺度，在观念上偏狭，在方法上僵化，在文风上霸道、恶劣，把所有的学术问题意识形态化，让学术讨论变成一种政治交锋。人们常常因为一本书、一篇文章甚或一句话而被迫害、坐牢，甚至丢掉性命。在当时的中国居然出现了思想犯这种文明社会中不可思议的现象。在这种恶劣的文风影响下，学者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一旦被抑止，真正的学术研究必然会冷落、荒芜，而庸俗、浅薄的观念则自然疯长。检视一下20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可以看出这种恶劣学风的危害实在难以估量。从根本上说，这种恶劣的学风的最大恶果，是最终消解了人们对于真正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尊重、敬畏，消解了很多学者对于学术的虔诚和良知。当下学术界出现的一些违规和腐败现象，最终的根源亦在此。

学术与意识形态混为一体的另一消极影响是在人们的心理惯性上。中国美学界的很多学者把这种吵吵嚷嚷的闹剧式的政治运动，当作严肃、专门、冷清的学术研究的唯一方式。他们在经过美学大讨论的表面的热闹之后，对于当下美学界的所谓沉寂的状况产生一种失落感，常常怀念昔日的热烈与辉煌，哀叹今日中国美学界的衰败与没落。很多从事美学研究的学者教授们在今天的状况下，对于美学的学术研究无所适从、不知所措。因此，在中国美学界，近年来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很多学者进行了学科转向。其中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研究美学的经历看作是一段弯路或歧途，大有悔不当初的心境。另一些人仍然与意识形态接轨，把美学研究当成一种政治宣传的手段。还有一些为数不少的人则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半推半就地溜入名为大众文化的大市场，与矫揉造作、小资情调的时尚休闲文化融为一体（注意：是融为一体而不是研究大众文化），参与到诸如明星绯闻、足球黑哨、绑架撕票、娱乐保健、主持人随笔等现代社会光怪陆离的媒体炒作大杂唱。[]这种工作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但已经远离了真正严肃、艰苦的美学学术研究本身。

悖谬和荒诞还在于，有些人公然论证这些属于娱乐层次的大众文化，是中国美学在新时期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方向。由此不仅可见美学研究的非学术化倾向在一些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还看出中国美学研究的正途在学术界仍处于云山雾罩之中。

3．

中国美学研究的非学术化倾向，还与学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问题有关。

自从19世纪中叶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以后，西方的学术、文化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转型与改造，就成为中国的传统学术在现实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其中人文学科的建设显得尤为艰难。就像什么是中国哲学（What is Chinese philosophy?）而不是什么是在中国的西方意义上的哲学（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China？）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界的困惑一样，什么是中国美学的问题，至今也横亘在我们艰难探索的途中。应该说，20世纪中国美学的第一个的问题，就是对于美学这门学科的认识。

现在我们知道，与汉语美学相对应的英文aesthetics一词，最初以拉丁文aesthetica面世，来源于古希腊语aesthesis，原义是感性学。据考察，在中国第一个使用汉字美学一词的，是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Emst Faber）。1878年，他以中文写作出版了《大德国学校论略》（后重版改名为《泰西学校论略》或《西国学校》）一书，在介绍西方智学课程时，使用了美学一词。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汉字美学一词的出处。这以后，美学一词在出版物中又出现数次。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也使用了美学一词。1902年，王国维翻译日本学者牧漱五一郎《教育学教科书》和桑木严翼《哲学概论》时，较为完整地介绍了美学的相关内容。后来学界一直认为是王国维首先从日本把美学一词引进中国，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把aesthetics不是直译成感性学而是意译为美学，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体察到最初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们的苦心。他们实际上已经明确认识到，东西文化中的一些内在精神，是不能够在文字的表层意义上直接对译出来，而是恰恰相反，只有通过这种充满意蕴的传神译法才能传达和沟通东西文化的内在思想和精神。（与此相似的还有英文metaphysics翻译为形上学，而不是直译为物理学之后或元物理学，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而不是直译为爱智学等。）从王国维将美学这一名称在中国的学术领域中正式确立并传播开来这一事件可以看出，他对于aesthetics的精神和思想已经具有内在的理解与把握。我们可以认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个自觉的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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