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全书冲破了传统的学术方法、学术研究的狭隘和封闭,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多所卓见。他对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分析。文章论述精辟,引用的诗歌皆具有代表性;语言生动形象,引人入胜。
他的《唐诗杂论》……都是精彩逼人之作。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学者 诗人 朱自清
能够像闻一多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因为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作家 汪曾祺
四 杰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屦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浅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里,究竟代表着哪一条,或数条线,和这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郗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于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里为什么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作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里,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入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贽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僚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么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名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种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地保存在史乘里了,这里也毋庸赘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相传据裴行俭说,比较沉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于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分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里,便控告过他的薄幸。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幸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幸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性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地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恻,一悲壮,各有各的姿态罢了。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么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绝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里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于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于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闻一多(18991946),字友三,湖北蕲水人,著名学者,新月派代表诗人,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其诗沉郁奇丽,具有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质,结集为《红烛》《死水》等。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亦有非凡成就。
唐诗杂论类书与诗
宫体诗的自赎
四杰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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