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瑰宝：周桂钿儒学讲义_周桂钿著_9787303113484

　　一、我与王充有缘
　　我的学术历程是从研究王充哲学思想开始的。
　　1961年8月，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到玉田镇大生春百货店的售书柜台那里买了一本只有81页的小册子——《王充——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这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曾任苏联驻华大使阿·彼得洛夫著、李时译的学术专著。现在想不起来那时为什么买这本书，也根本不知道内容是什么，更不知道这么一个农村小书店怎么会卖这一类学术著作。没想到，这本书居然与我未来的研究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1964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将许多存书留在老家，有的送给一些同学，将这一本著作带到了北京。到北京以后，我又买了一些书，如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古代散文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本本都不见了。后来我到河北邯郸下乡插队，任中学和大学教师，又散失了一部分。十年动乱，走南闯北，奇怪的是，就是这一本书一直保留到现在，它伴随我经历了四十多个春秋！
　　20世纪70年代，全国掀起批儒评法运动。书店除了红宝书，又增加了一些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法家的著作。我当时花了不到两元钱买到两本书：《论衡》和《荀子》。当时，荀子和王充都被定为法家代表人物。时间多而书少，我就细读这两本书，逐渐地对王充的《论衡》产生了兴趣。读了几年，自然有一些体会，在辅导全县中学教师学习儒法斗争时，还可以讲一些自己的看法。王充被封为“法家”，主要由于《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两篇，被认为是向儒家的大圣人与亚圣公开挑战。而韩非是最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论衡》在《问孔》《刺孟》两篇之间，还插入一篇《非韩》，许多研究儒法斗争的人却视而不见。我通读《论衡》还发现，王充对孔子相当推崇，问孔，不是反对孔子，而是反对汉儒将孔子神化。后来，我考上研究生，入学三个月，就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王充反孔吗？》这篇文章的观点在我考上研究生之前就已经形成。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上本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一定的理论思维训练。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利用停课时间通读了《资治通鉴》，了解历史，同时学习了古汉语，再加上批儒评法时期对“法家”著作的阅读，恢复高考以后，我考研究生就选择了中国哲学史专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刚上一个学期，导师就要求大家确定研究方向。我决定研究《论衡》，导师是钟肇鹏先生。

　　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选择了三百五篇，分为《国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诗》即《诗经》。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晚年对《周易》特别感兴趣。他读《周易》，由于反复翻阅，联编竹简的绳子多次断开，所谓“韦编三绝”。《论语·述而》有类似记载。这完全可以确定孔子与《周易》的密切关系。曾有人企图篡改这一事实，后来出土文物也发现孔子与弟子讨论《周易》的记载。流传本与地下文物可以互证，这应该是定论了。于是，《史记》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都是可信的。那么，《易大传》或称“十大传”是孔子的创作。这个传统的说法也应该是可信的。过去疑古时代，否定这一事实，根据是不足的。孔子对此前文化的整理，是有大贡献的，是集先圣之大成，故孔庙的主殿称为《大成殿》。他根据鲁国的史记“作《春秋》”，上自鲁隐公，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将自己的政治见解贯穿在其中。孔子告诉弟子：“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作为最早的民间教师，将贵族文化（主要是礼）传播到民间，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传统，为中华文化的普及开了先例。这是一大创举，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这里讲“诗书礼乐”是学习课程，“文、行、忠、信”是品德教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思维方法的训练。慎重处理的事有三项：一是斋戒；二是战争；三是疾病。孔子的教育是成功的，经验是丰富的，理论是深刻的。他的启发式教学，至今还是很有意义的。有的人认为“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来者不止，是以杂也……大者之旁，无所不容。”（刘向《说苑》卷十七《杂言》）这说明儒家“有教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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