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_[古希腊]色诺芬，笺_9787567588264

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是我们所知关于此题目的古老著作之一。这部短作共十五章，以非常概括性的方式论及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表面上看，是在论述斯巴达人的日常生活、以国王为统帅的军队生活；实际上，色诺芬的曲折笔法和隐微写作想传达出来的，却是斯巴达城邦及其公民典型的教育、律法、习俗和惯例等，这其中还暗含褒贬。
《色诺芬〈斯巴达政制〉译笺》由北京语言大学陈戎女教授花费十多年译笺而成，本书主体部分包含两大板块，一是《斯巴达政制》的完整汉译全文（以古希腊文的梵蒂冈抄本为底本，参考其他几种校勘过的专业版本译出），约一万多汉字；二是对正文的逐节笺注（参考五种专业笺注本编译，并附有作为中国研究者的译笺者本人的笺注或按语），笺注文字超过正文十倍。

编译前言（节选）

《斯巴达政制》到底是不是色诺芬的作品，从古代开始就有人提出质疑，并且把它和《雅典政制》归为托名色诺芬的伪作，最早见于第欧根尼拉尔修。他在列举了归在色诺芬名下的作品后说：麦格尼西亚的德米特里乌认为，这最后一部著作［指《雅典政制》和《斯巴达政制》两部合而为一］不是色诺芬写的。18、19世纪的一些学者同样不认为《斯巴达政制》是色诺芬的真作（如Valckenaer、Manso、Bernhardy，以及《斯巴达政制》研究史上比较重要的Dindorf）。
然而Richards在1897年已经根据《斯巴达政制》的语词和结构证明其为真，故从19到20世纪，大部分学者认为《斯巴达政制》确系色诺芬所作（如Weiske、Goette、Hasse、Fuchs、Cobet、Erler、Naumann等）。怀疑《斯巴达政制》非色诺芬真作的主要理由是，它有若干与色诺芬其他作品相抵牾和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这些不一致也可能是写作年代不同、写作目的不同所致。
《斯巴达政制》属于色诺芬早期的作品。关于大概的写作时间有很多猜测，Lipka推断第十四章写于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与忒拜的洛伊克特拉（Leuktra）战役之前，色诺芬可能是在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从小亚细亚返回希腊后写作了此作品。新近的笺注者Gray也是从第十四章入手，分析出《斯巴达政制》的写作时段应该是从公元前395年希腊人正式结盟反对斯巴达的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到公元前371年的洛伊克特拉战役这段时期之间，具体的写作时间可能是公元前360年左右。
总之，《斯巴达政制》约莫是在公元前4世纪六七十年代写作完成。可以对照一下色诺芬几部早期作品的写作时间：《雅典的收入》作于公元前356年以后；《希腊志》第二部分在前357年之后面世；《远征记》最晚不晚于前357年，因为《希腊志》3.1.2提到了《远征记》；《阿格西劳传》是在国王死后完成的，不会早于前360年；《居鲁士的教育》的最后一章提到了发生在前362/361年的一场叛乱，所以这部作品不会比这个时间更早。那么，《斯巴达政制》即便不是最早写成的作品，也确定是早期作品。
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就我们所知是关于此题目的最古老的那一批著作，尽管这个题目不一定是色诺芬亲拟。Λεο? ολε?的标题为什么汉译为《斯巴达政制》，详见关于篇名和11节的笺注。简而言之，Λεο?可译为拉刻岱蒙人的或斯巴达的，汉译从强调城邦而不是地域的意义上取斯巴达。ολε?/Politeia有理想国，政制、王制，生活方式等翻译和不同理解，因为色诺芬此书专论斯巴达城邦的Politeia，多为吕库古设立的习俗、礼法对城邦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规定，以及斯巴达城邦的职官、军事征战和王权规定，所以应可译为政制。
《斯巴达政制》的名称听来像是专论政制制度的政论文，其实不然。这篇名为《斯巴达政制》的短作共十五章，说的是斯巴达人非常概况性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第一到第十章），以国王为统帅的军队生活（第十一至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到过，政体差不多就是民众的生活方式，虽然他也在更狭窄的意义上专门定义过作为城邦一切政治组织的依据的政体。莫尔特别提请注意，《斯巴达政制》其实谈的是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Politeia广义上可以理解成如何安排整理城邦［生活］。所以，该书的着眼点不是指狭义上的政治体制，也不是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制度史，而是斯巴达城邦及其公民典型的生活方式包含的教育、律法、习俗和惯例。
色诺芬在其多部作品中表现出对斯巴达的兴趣，粗略算来，色诺芬关于政治事务的著作有三分之二来自他对于斯巴达作为政治现象的强烈兴趣。色诺芬是雅典人，他对异邦斯巴达的兴趣并非猎奇。历时37年的伯罗奔半岛战争打破了希腊两个强邦长达75年的平衡状态，战争末期，斯巴达挫败雅典确立了霸主地位，被公认为希腊世界的领袖。雅典人色诺芬在《斯巴达政制》中仿佛塑造了一个保守、严谨、遵守律法的异国城邦形象。斯巴达的法度和教育制度似乎处处与雅典的民主制度和教育形成对照。
《斯巴达政制》一开篇，色诺芬用带点儿夸张的口吻把斯巴达的繁荣强盛、礼法创制归功于吕库古一个带有神话色彩的人物，对于吕库古的强调贯穿全篇，却使作品带有某种斯巴达幻象（le mirage spartiate）的色彩。在其他作品中，色诺芬用同样的手段把斯巴达王阿格西劳塑造成一个尽善尽美的好人，在公元前399年与394年，色诺芬曾在小亚细亚追随过阿格西劳。从《阿格西劳传》和《希腊志》的描写文字看，他真像是王者的道德典范，集公正、智慧、虔敬、勇敢、慈爱、节制于一身。
这些斯巴达主题的作品大多对斯巴达城邦、立法者、君王大加褒扬，如果不加甄别，我们会和很多人一样，以为色诺芬是亲斯巴达分子，是当时雅典上层贵族中的那一小撮亲斯巴达（pro-Spartan）的保守派，不然色诺芬怎么会被人当成古典时期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斯巴达倾慕者呢。亲斯巴达派写的东西不实事求是，所以色诺芬笔下的斯巴达也是与事实不相称的。然而，色诺芬无意描绘历史的或真实的斯巴达，可能是别有用心。
《斯巴达政制》到底是在美化斯巴达，还是对斯巴达城邦隐秘的批评？列奥施特劳斯以锐利的观察揭示出色诺芬对斯巴达精神的讽刺，但大部分《斯巴达政制》的西文笺注者并不认同，以为施特劳斯的阐释不切合实际。
《斯巴达政制》是颂扬还是讽刺，应凭作品来说话。《斯巴达政制》前十三章对古代的斯巴达歌功颂德一番后，在接近尾声的第十四章突然发起对当时斯巴达弊端的严厉斥责。这正如《居鲁士的教育》也是在最后一章笔锋陡转，波斯帝国摇摇欲坠，居鲁士死后，马上土崩瓦解。
一些研究者以为《斯巴达政制》如此自相矛盾的结构必然说明第十四章跟其他章节不是一体，乃后期的插入。可如果我们相信这样的谋篇布局是色诺芬煞费苦心刻意为之的话，就必须正视这样的可能：色诺芬以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提醒读者，去反思被理想化的、被谬赞的异邦斯巴达，是否如其所说、如其所是。色诺芬的斯巴达异邦形象大有深意，他的目标读者不是斯巴达人，而是雅典人：他关心异国民族的生活和文教制度，是借异国为雅典提供一面镜子，从而，他的历史文学写作本身带有隐微的政治意图引导有心的雅典人思考应该有怎样的王来引导国家，或者说雅典应该有怎样的政制、社会和文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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