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之一）_[美]唐纳德·卡根_9787567591783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这本书中，卡根重新评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他的重新评估既立足于当代学术讨论所产生的证据，也立足于对古代文本的重新仔细考虑。他将研究聚焦在这一问题上：战争是必然的吗？或者说，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吗？
修昔底德的观点是，战争不可避免，同时雅典帝国在一个已经存在敌对权势的世界中崛起，就会使得两强冲突不可避免。卡根挑战了修昔底德的观点，主张要研究战争的起源就必须同时研究相关城邦的国内历史，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误解，所以，卡根探察国内政治、政体组织、外交事务之间的联系。他还详察证据，以便探明是何种决策导致了战争，并在每一个节点上提问：是否存在其他决策可能？

弁言
这本书所讨论的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已经有很多人进行过研究，其中不乏修昔底德（Thucydides）这样的权威人士（我们的大部分资料都来自他）。不过即便到了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值得关注。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格罗特（Grote）、贝洛赫（Beloch）、布索特（Busolt）以及梅耶（Meyer）都出版了与希腊历史有关的著作，他们详细研究了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的起源，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在我看来，直到今天，布索特的研究依然是最冷静、最权威的。不过在布索特的书出版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资料，尤其是发现了很多雅典铭文。另外，在这5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雅典贡赋表》（Athenian Tribute Lists），戈姆（Gomme）的《修昔底德历史评注》（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德萝蜜莉女史（Mme de Romilly）的《修昔底德与雅典帝国主义》（Thucydide et limpérialisme athénien），以及其他重要的专著与文章，我们对修昔底德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了新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充分利用从铭文上获得的新证据以及现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每一代人都需要为自己撰写历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与我们的父辈乃至祖辈是不同的。不断地审视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历史，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只有那些最具启示意义的问题才会保留下来。当然，坦白而言，[-vii，viii-] 我写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修昔底德认为，通过对仔细研究历史，可以发现人类政治行为的规律，并为我们所用。对此，我们深表赞同。通过研究希腊城邦之间为什么会爆发如此残酷的战争，让一个伟大的文明元气大伤，并从此一蹶不振，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与现代社会问题有着密切关系的规律。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外交史上的一个难题。我认为，要研究外交关系，就必须同时研究相关城邦的国内历史，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误解。因此我会尽可能利用手上的证据，去寻找外交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当然，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问题也会对外交事务产生重大影响，只是在古代它们的影响没有现在这么大。古代文献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要对研究方法做一些解释。任何一位研究修昔底德的学者似乎都必须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创作过程，以及书中那些演讲的真实性。我会在介绍具体事件时再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我可以先将自己的基本观点告诉各位。关于这部著作的创作，我认为它是一次成书的，这与约翰H.芬力（John H. Finley）的观点非常相似。他认为我们所读到的这个版本与修昔底德最终的想法差别不大：
毫无疑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可能会有一些内容是之前创作的；修昔底德肯定曾经记过一些笔记，而在完成这部著作时他肯定会用到这些笔记。但我们认为，他绝对不是将一些写于不同时期的东西胡乱地拼凑在一起，最后因为自己的突然离世而来不及进行整理。它应该是修昔底德根据此前的笔记，在某个时候一气呵成的。也许结尾部分有些突兀，还有几个地方不够完整，但总体而言，这部作品有着较强的整体性，这应该是在某个时期连续创作的结果。 [-viii，ix-]
因为我们认为修昔底德的创作总体上而言是完整的，所以对于书中难以解读的部分，我们绝对不会说这是因为修昔底德来不及将缺失的地方补全，或者是来不及在前后的观点之间进行协调。
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讲是一个老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某些人的看法非常极端，认为这些都是修昔底德虚构出来的，还有些人选择了另外一个极端，认为它们真实记录了当时的发言。事实应该居于两者之间。我认为这些发言应该是比较真实的。我的观点与埃德科（F.E.Adcock）一样：
据说，这位史家在还原这些发言时，尽可能忠于发言的主要意思或者目的，并且他会考虑到这些发言人在面对听众时最可能会说些什么。他自己的观点是其中一个制约因素，而他所说的忠于发言者的主要意思或者目的则是另外一个制约因素。如果他是根据这样的标准处理这些发言，读者至少可以知道当时发言的内容。因此制约修昔底德的应该是他的记忆力，这使他很难（或者说不可能）清楚记得发言的原文。
修昔底德的说法显然排除了他编造这些发言的可能性。早在1889年，倪森(Nissen)就对格罗特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对于格罗特将那些发言当作那个时代的文献资料看待，他感到非常震惊。读者会发现，我与格罗特一样天真。
另外，还要介绍一下修昔底德之外的其他古代文献，[-ix，x-] 其中主要是普鲁塔克（Plutarch）与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记录。普鲁塔克的《平行列传》（Lives）根据各种资料写成，有些资料比较可靠，有些可信度不高，有些来自公元前5世纪，有些则来自较晚的时间。狄奥多罗斯在描述我们所关心的这段历史时，除了希罗多德（Herodotus）或修昔底德，他主要依赖的是埃弗鲁斯（Ephorus）所提供的资料。埃弗鲁斯写作的时间是公元前4世纪。无论作为资料来源，或者是史家，他都没法与修昔底德相比。不过他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修昔底德或普鲁塔克没有提供的资料。对于我而言，当普鲁塔克或者狄奥多罗斯的说法与修昔底德的说法出现冲突时，我基本上都会选择修昔底德。主要的问题是，当他们提供的是修昔底德没有提及的资料时应该怎么办。人们现在倾向于对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持批判态度。我们认为这些资料的年表不值得信赖，而且它们没有修昔底德提供的资料那样权威。但在我看来，对它们的批评有些言过其实。我倾向于选择相信他们。普鲁塔克与希罗多德一样，对各种说法进行了比较（他掌握的肯定是书面资料，而不像修昔底德获得的是一些口头资料）；他会拒绝接受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无论他的理解正确与否，他确实保留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埃弗鲁斯的用处较小，但也不可忽视。在处理普鲁塔克、狄奥多罗斯以及古代的其他资料时，我采用了同样的标准。我认为除非存在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者听起来过于荒诞，或者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否则我会选择相信它们。在引用他们的著作时，我采用的就是这样的标准。
此外，还要说明一点，在书中我常常会将公元前5世纪时的历史与现代历史进行类比。我明白这种类比所存在的危险。因此在进行类比时，我会非常谨慎，确保所作的类比是合适的。当然在得出结论与进行总结时，我会尽量将自己的理据开诚布公地告诉大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自然会将所研究的问题与类似的事件或者情况联系起来。我对历史事件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经验。这些经验来自我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事情的了解，以及我对以前发生的事情的了解。正如芬利（M.I.Finley）所言，历史学家在研究的时候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总结，[-x，xi-]他越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他在进行总结时就会表现得更加克制。我希望通过类比，让大家明白我为什么会得出这些结论。读者会发现我用来进行类比的很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事情。我这是有意为之。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掌握了翔实的资料，因此我相信研究这次战争的起因，肯定有助于我们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希望我的这种想法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同。
最后，我想对伯纳德诺克斯（Bernad Knox）、梅里特（B.D.Meritt）以及我的同事沃特拉夫博（Walter Lafeber）表示感谢。他们在读完我的书稿之后，指出了其中的很多错误。还要感谢康奈尔（Cornell）研究基金，以及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研究基金，他们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并且帮我打印了全书。另外要特别感谢位于华盛顿特区（Washington D.C.）的希腊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的资深研究员，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在中心安安心心地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同时要感谢中心其他的年轻研究员，与他们共事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并且学到了很多东西。最为感激的当然还是诺克斯先生，作为希腊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不仅才思敏捷，知识渊博，醉心于古典学研究，而且还将中心管理得井井有条。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谢谢她给了我一个舒适的家，可以在家里得到很好的休息，然后精力充沛地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
唐纳德卡根
1968年10月记于纽约州绮色佳（Ithaca, New York）

导论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这场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记录，于是便开始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影响范围、激烈程度以及历史意义，超过了希腊以前的任何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巨变，对所有希腊人而言如此，对一部分蛮族而言如此，甚至可以说对全人类亦复如此。而在我们看来，这场战争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 这还是考验城邦生命的炼丹炉。
希腊的这些城邦，诞生于黑暗时代的一片混乱之中，即便按照古代标准，也非常弱小、不堪一击。他们的经济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发展，应该归功于社会和政治上的稳定，并且没有受到外来的侵略。而他们之所以在最脆弱的时候没有受到恶邻的攻击，纯属运气使然。从多利安人（Dorians）入侵直到马拉松（Marathon）战役，在这关键时期，没有哪一个帝国能够完全控制地中海的东部地区。而在西部地区，庞大的罗马帝国还处于萌芽状态。殖民运动将城邦过剩的人口带到各个地方，从而扩大了城邦的政治与社会基础，使其得以在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生存并发展。等到波斯帝国变成一个严重的外来威胁时，希腊的城邦已经成长起来，他们齐心协力，成功抵抗了波斯的侵略。[-1，2-]
不过，希波战争也暴露出城邦生活固有的矛盾。自由、独立、自治，甚至自给自足，这些都是城邦的理想。虽然在现实中，这些都受到了限制，但希腊政治体系的核心是一群独立的城邦，他们有着自己的制度以及独立的外交。伯罗奔尼撒同盟以及其他地方性组织虽然已经出现，但成员们都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与自治权。与波斯的战争表明，要想生存，希腊人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敌人。如何在牺牲部分主权的同时保持自由自治，成了希腊人现在必须考虑的问题。
普拉提阿（Plataea）战役与米迦列（Mycale）战役并没有解除来自波斯的威胁，于是出现了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这个同盟后来发展成为雅典帝国。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不同，但有一定相似之处。希腊被分成两个大的权力集团，这两大阵营在公元前5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不过这些在前5世纪中叶出现的战事并没有决出雌雄。双方的组织结构完好无损，只是大家都因为这次冲突而筋疲力尽，并且对于对手的力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因此变得冷静了许多。《三十年和约》给希腊的城邦提供了一个适应新现实的机会。现在希腊人由两大城邦领导着。这两个城邦有着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权力性质。如果他们可以克制各自的欲望，避免冲突，不被那些较小的城邦拖入战事，他们也许可以和平相处，从而给希腊世界带来和平的局面。如果他们真能如此，那将没有什么外敌可以战胜这股联合起来的力量，而城邦则会因此太平昌盛，其特点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是，斯巴达与雅典没能和平共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伴之而来的是死亡、贫困、内战、外敌入侵。希腊城邦繁荣的经济，稳定的社会，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他们的自信都因此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修昔底德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我认为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雅典的崛起，[-2，3-] 这让斯巴达人感到不安，最后不得不选择了战争，但人们却很少提及这一点。现代历史学家对于这次战争爆发的原因有过争论，但很少有人会质疑其必然性。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修昔底德对导致战争爆发的事件的描述很有说服力，而来自对方的解释，无论是古代的或是现代的，都要逊色很多。他通过洗练简洁的语言、精心的布局谋篇，对雅典帝国的崛起以及斯巴达的反应进行了精彩的描写，使人觉得除了战争，双方似乎别无选择。
现代读者最感兴趣的恰恰是这种必然性，而这也许正是修昔底德所期望的。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应该垂诸永久，帮助那些希望通过了解历史去读懂未来的人。他期望我们在读完他对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这场伟大战争的描述之后，可以举一反三，对现代社会的问题进行思考。他更希望我们能明白，在他所描述的条件之下，战争乃是不可避免的。两个大国之间的对立，是否一定会导致它们所领导的两个集团兵戎相向呢？这绝非一个史家所能回答的问题；事实上，从专业角度而言，这甚至不是他应该提出的问题。但有些问题则是他可以问，也必须问的；虽然这些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提出这些问题是完全合理的，而探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让我们对修昔底德所说的人类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我们不禁要问，《三十年和约》所创造的缓和局面难道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吗？难道就没有其他政策可以替代那些导致战争爆发的政策吗？难道为了自身利益，斯巴达或雅典就一定要诉诸武力吗？抑或战争虽然与他们的利益有冲突，却还是发生了？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我们绝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追随那位最伟大的史家。他在战争期间开始自己的创作，战争结束后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作为那个时代的史家，他有幸参与了这段历史中的某些事件，[-3，4-] 而对于那些他未能亲历的事情，他也曾经仔细询问过那些亲历者。他的文笔又是如此生动，因此他的著作有着极强的说服力。不过身处那个时代也有其不利之处。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力量是强大的；即便是几百年之后，当人们回头再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时，都会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对于修昔底德而言，这种感觉一定更加强烈。所以为了检验他的解释是否正确，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所谓的必然性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人类社会中，必然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这样形而上的问题我们姑且不谈，但人在做政治决定时享有多大程度上的自由，则是可以讨论的。人类社会某些选择看似是必然的，有时会因为之前发生的事件而变得不可能，有时又会因为之前发生的事件而变得更为可能。但人可以做出决定改变事情的进程。史家有责任分清楚，哪些选择是开放性的，哪些选择只是表面看来如此。这项工作很艰难，却非常有必要。当修昔底德说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时，他当然没错。因为在战争爆发前，肯定有那么一个时间点，从那个时间开始，事件的进程已经没有办法改变，战争已经成为必然。所以在讨论必然性时，最关键的是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如果说，在斯巴达军队进入雅典境内之后，战争已经成为必然，这种说法没有人会质疑，但也没有意义。至于说战争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或者说是一个形而上的命题，不属于历史研究范畴。而历史研究关注的是这两种极端之外的情况。
修昔底德的观点不属于这两种极端情况。显然，修昔底德认为，由于希腊世界本来就已经有了一个强国，因此波斯战争后雅典帝国的崛起，使得强国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在书中，他从公元前479年波斯撤退开始，介绍了雅典实力的逐步壮大。他插入这段内容正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观点。修昔底德对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61前445年）爆发原因的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但这次战争结束的时候双方已经签订了一份和约。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份和约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可当时的人却不可能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4，5-] 是：这个和约是否有可能得到遵守，公元前445年之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是否注定有一场战争。
有关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431年的这段历史，我们最好的史料来源就是修昔底德。通过研究他的著作，再加上我们所掌握的其他证据，我们希望了解究竟是哪些事件、哪些决定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与此同时，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下，当时是否有可能做出另外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也是人力之所能及的。确实，在某些特定时刻，因为环境所迫，人们往往只有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有时候人们还是可以有好几种选择的，而这些选择会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出问题的往往不是我们的命运，而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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