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战争，你怎么证明你是一个好人？
活在历史遗产里的人，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
不得志的作家卡普兰一直觉得七十多年前的战争历史并未远去，他的生活被历史所包围。卡普兰经历了犹太人妻子的婚姻，现女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受害者的女儿。他曾在一所学校里当行政人员，一天救出学校里一个被霸凌的吉普赛男孩。他从女友手中得到她父亲的奥斯维辛日记，想改写成一部纪实文学，他的改写得到了一名历史学家的支持。他还遇到了盖世太保首脑海因里希的孙女……
暗潮汹涌小说情节充满哲学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欧洲的道德标准吗？新世纪*初十年的欧洲社会变化，竟然与七十多年前的欧洲有着微妙的相似之处，历史的巨大阴影笼罩着普通人的生活。重新去感受先辈为我们所承受的苦痛，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不能让下一代像白纸一样来到世上，而不与那些为我们牺牲的人产生关联。
★备受关注的欧洲文学新星，笔触让人联想到纳博科夫、博尔赫斯、鲍勃·迪伦等大家名家，被期待成为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和赫尔曼·科赫（Herman Koch）级别的欧洲文学巨星。
★荣获德泰格尔奖（De Tegel）；获安东卫奖、刀刃奖和哈莱维恩奖（Halewijn Prize）提名。
★作者特别为中文版撰写序言，与中国读者深入沟通交流。
★小说通过两性人际关系的发展变化，交织战争历史、尤其是大屠杀对当下社会的影响，让我们审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迫使我们反思偏见如何影响未来。
文学具有普遍性，这是我们作家，我们热情的读者，我们这些欣赏甚至珍视文字的人，至少可以告慰自己的一点。文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们觉得，不管文化、风俗和历史有多么不同，我们都不是互不相干的人。如果我们能通过书籍、手抄本和洞穴壁画回溯自己的来路，或许会发现我们所有人都是同一个人。
当然，这只是一个甜蜜而感伤的想法。在此刻之前，在我为自己2016年的小说《最后之战》作序之前，我还从未检验过这种模糊的文学感伤主义。文学是普遍的吗？像这样的一部小说能穿越时空，跨越文化，与中国读者交流吗？
我从未把《最后之战》当作一部典型的荷兰小说，它在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应强化了这种看法。这本书的话题和主旨明显是欧洲的，因为小说的主要焦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的创伤。但我们也无法夸大战争对欧洲大陆的影响。战争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轻描淡写的说法，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词来把握它的范围：大屠杀。大屠杀期间，数百万无辜的人被纳粹、德国士兵和官僚们所杀戮。更多的人精神受到创伤，他们会默默地把创伤转移给他们的子辈和孙辈。幸存者回到家，却发现自己的家已经被邻居吞并。这种创伤与政治、心理、哲学和人道主义都相关。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他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在这座所有灭绝营中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之后，再也不会有人写诗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根据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说法，奥斯维辛毕竟是人类良心的最后审判之地。
我们欧洲人从来没有弄清楚如何处置这份可怕的遗产。继续哀悼？保持沉默？我们应该通过创造庄严的传奇、战争故事和戏剧文本来纪念过去吗？斯洛文尼亚文化批评家和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他宣称，要描述奥斯维辛，喜剧是唯一合适的文学类型。在他看来，悲剧的表现实际上是可憎的，因为悲剧的类型一方面取决于受害者与生俱来的尊严，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遭遇的意外性质。但是在大屠杀中，受害者被剥夺了所有尊严，谋杀工业的高效率也剥夺了所有机会，因此再无悲剧。根据齐泽克的说法，这只会给德国人过多尊重，给恐怖和绝望太多荣誉。所以我们尝试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幽默电影，比如《美丽人生》《无耻混蛋》，或者像提穆尔·维姆斯的书《瞧谁回来了》，或者像《南方公园》和《恶搞之家》这样的动画片。我们努力使自己从战争的禁忌中解脱出来我们努力过，但失败了。
…………
达安·赫马·范·福斯
荷兰文学新星，已创作小说包括《星期天男人》（获2012年安东卫奖提名），《没时间失败》《遗忘》《70》《32号地产》（获2013年刀刃奖和哈莱维恩奖提名）。2013年获得德泰格尔奖（De Tegel）。《最 后之战》被认为是他近年最重要的作品。他的作品已被翻译为德语、瑞典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种。
第 一 部 分 我们就在这里
第 二 部 分 没有任何生意可以跟大屠杀生意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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