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 本书的基本认识
（1）一些西方翻译理论被当作普遍翻译理论，即局部理论被当成普遍
理论。（Holmes, 2000: 172-184）
传统的翻译策略和技巧缺乏具体语言对之间转换的针对性，所谓的归化、异化、直译、意译、增词、减词等似乎适用于所有语言对之间的转换，适用于任何翻译方向。本书旨在根据汉英语言文化差异，探讨真正适用于汉英翻译的翻译策略。
（2）传统上对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的认识，导致翻译研究中存在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并且两者之间仍然存在未能调和的冲突。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汉英翻译研究和实践的环境之中。本书认为，汉英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统一性表现在：汉语语言文化的界限性较弱，英语的界限性较强。这种统一性的差异认识，将能有效帮助我们认识和解释翻译现象，并指导翻译实践。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语言学派和文化派的翻译理论产生的矛盾是源于对语言和文化缺乏统一性的认识。
（3）传统的翻译理论脱离实践，翻译学的家园很难建立。
Munday（2012: 20）指出，按照 Homles 的框架，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就成了两张皮。翻译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离开了实践，把大量精力消耗在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构建普通翻译理论，结果翻译研究就具有了所谓的多学科性，其代价是没有自己的家园。因为其他学科的理论往往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并不是针对解决翻译学的基本问题而提出的。一切理论都根植于实践。翻译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实践问题若得不到解决，翻译学也就失去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根基，无法把翻译学建成一门有系统、有层次的学科体系，更无法对其他学科的发展带来启示。当前翻译学对其他学科带来的启示甚微，这与翻译学的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密切相关。
（4）提倡建立翻译类型学。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构建的翻译学框架必须做到：把翻译实践研究作为翻译学的基础，重视个性和共性的研究，由个性走向共性。要做到这点，很有必要建立起翻译类型学。翻译类型学的建构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译者研究：翻译学研究的起点从实践出发，实践的主体是译者。译者所从事的翻译活动有个性：具体的两种语言、具体的翻译方向、具体的原文体裁、具体的翻译类型（口译还是笔译）。译者自身存在个性：母语、人格、思维方式、审美方式、价值观、翻译理念等。
译者个性翻译活动表现的载体是译作。由此，通过译作来研究译者，研究翻译过程，探究译者所遵循的翻译实践原则。单个译者译作的研究方法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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