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与六朝之学_汪文学著_9787221151483

《扬雄与六朝之学》研究论域有二：一是关于扬雄学术思想文化及其影响的研究，二是关于六朝之学之渊源的研究。简言之，就是关于扬雄与六朝之学之渊源影响关系的研究。通过对扬雄的生平经历、家族背景、师友网络、人生哲学、性情好尚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其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通过对其学术渊源、思想背景、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方面研究，揭示其对六朝之学的具体影响。
　　《扬雄与六朝之学》的□终目标，就是证实“六朝之学始于扬雄”这个学术“假说”。

在新近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的“后记”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人到中年，经营一些大的课题，常感力不从心。但此生已无改行的可能，学问之路还得继续走下去，只能勉力为之。孤灯夜伴，展玩书卷，摆弄文字，后半生的日子大概只能这样去过了。”（《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落款时间是2016年4月。当时提笔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真诚的，绝无半点矫情。可大大出乎意料的是，在我写下这段文字之后不到三个月，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真的改行了，从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大学教师岗位，调到□□部门做公务员，从事文化和旅游管理工作。说实在的，这个变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真的是人世变幻，沧海桑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二十三年的学术生涯，几乎占去了一个人可以正常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得从头开始去做一件完全陌生的工作，想起来确是心有余悸。从专业的学术研究者转身为职业的行政工作者，师友间戏称为是“学而优则仕”，或者称之为“华丽转身”。这个“转身”是否可称作“华丽”？现在很难断言。在这样一个人生与学术之重要转折时期，对既往的学术工作进行总结，对未来的业余学术研究进行规划，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编辑个人学术作品集的计划便提上议事日程，并得到出版界朋友的积极支持和大力襄助。
　　在过去二十余年的学术经历中，我先后出版专题研究著述五种（《正统论——发现东方政治智慧》《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诗性风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爱》《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学术论文集二种（《汉唐文化与文学论集》《中国古代性别与诗学研究》），文献整理著述三种（《贵州古近代文学理论辑释》《道真契约文书汇编》《蟑香馆使黔日记》），学术普及读物一种（《中国人的精神传统》），主编地域文献丛刊两种（《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沿河卷》），待出版的专题学术著述三种（《扬雄与六朝之学》《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学》《贵州地域文化精神研究》），等等
　　如今编选个人学术作品集，并非是对个人学术作品的汇编，而是选择其中自认为比较重要，有再版之价值，围绕某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核心观点且能自圆其说的专题学术著述。经过慎重选择，共计八种：《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诗性风月之光华——传统中国语境中的情爱精神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传统》《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扬雄与六朝之学》《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想》。以下，略述各书要旨，以便读者选择阅读。
　　《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此书于200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原名为《正统论——发现东方政治智慧》，这是当时应出版社的要求改定，现更名为《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如此与书稿本身的内容更加吻合。与传统学者仅仅将正统论视为一种史学观念不同，本书认为，作为一种观念或理论，正统论既属于史学范畴，又属于政治学范畴。准确地说，它首先是一种政治观念，然后才是一种史学观念。虽然古代中国的正统之争多以史书为载体，通过史家的褒贬书法表现出来。但是，史学上的正统之争是政治上的正统之争的一种手段，并且不是惟一的手段。所以，正统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论；正统之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合法与非法之争；正统论是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权力合法性理论。本书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探讨其本身的理论结构及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辨析其与西方权力合法性理论之异同。通过这项研究，一方面试图对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聚讼不已的政治、文化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另一方面是藉此发掘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制度文化资源。本书是我的□□本学术著作，写作于十五年前，虽然文字表述不免稚嫩，但其基本观点至今仍然坚持。本次再版，仅作部分文字上的修订和润饰，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未作大的改动。
　　《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此书于2003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本书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以汉末魏初为转折点，以汉朝四百年为一阶段，以魏晋六朝四百年为一整体。汉晋文化思潮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在东汉末年，与当时盛行的人物品鉴和尚通意趣，有密切关系。

在新近出版的一本学术专著的“后记”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人到中年，经营一些大的课题，常感力不从心。但此生已无改行的可能，学问之路还得继续走下去，只能勉力为之。孤灯夜伴，展玩书卷，摆弄文字，后半生的日子大概只能这样去过了。”（《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落款时间是2016年4月。当时提笔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真诚的，绝无半点矫情。可大大出乎意料的是，在我写下这段文字之后不到三个月，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真的改行了，从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大学教师岗位，调到□□部门做公务员，从事文化和旅游管理工作。说实在的，这个变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真的是人世变幻，沧海桑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二十三年的学术生涯，几乎占去了一个人可以正常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得从头开始去做一件完全陌生的工作，想起来确是心有余悸。从专业的学术研究者转身为职业的行政工作者，师友间戏称为是“学而优则仕”，或者称之为“华丽转身”。这个“转身”是否可称作“华丽”？现在很难断言。在这样一个人生与学术之重要转折时期，对既往的学术工作进行总结，对未来的业余学术研究进行规划，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编辑个人学术作品集的计划便提上议事日程，并得到出版界朋友的积极支持和大力襄助。在过去二十余年的学术经历中，我先后出版专题研究著述五种（《正统论——发现东方政治智慧》《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诗性风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情爱》《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学术论文集二种（《汉唐文化与文学论集》《中国古代性别与诗学研究》），文献整理著述三种（《贵州古近代文学理论辑释》《道真契约文书汇编》《蟑香馆使黔日记》），学术普及读物一种（《中国人的精神传统》），主编地域文献丛刊两种（《贵州古近代名人日记丛刊》《中国乌江流域民国档案丛刊·沿河卷》），待出版的专题学术著述三种（《扬雄与六朝之学》《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学》《贵州地域文化精神研究》），等等如今编选个人学术作品集，并非是对个人学术作品的汇编，而是选择其中自认为比较重要，有再版之价值，围绕某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核心观点且能自圆其说的专题学术著述。经过慎重选择，共计八种：《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诗性风月之光华——传统中国语境中的情爱精神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传统》《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扬雄与六朝之学》《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想》。以下，略述各书要旨，以便读者选择阅读《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此书于200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原名为《正统论——发现东方政治智慧》，这是当时应出版社的要求改定，现更名为《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如此与书稿本身的内容更加吻合。与传统学者仅仅将正统论视为一种史学观念不同，本书认为，作为一种观念或理论，正统论既属于史学范畴，又属于政治学范畴。准确地说，它首先是一种政治观念，然后才是一种史学观念。虽然古代中国的正统之争多以史书为载体，通过史家的褒贬书法表现出来。但是，史学上的正统之争是政治上的正统之争的一种手段，并且不是惟一的手段。所以，正统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理论；正统之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力的合法与非法之争；正统论是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权力合法性理论。本书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探讨其本身的理论结构及其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辨析其与西方权力合法性理论之异同。通过这项研究，一方面试图对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聚讼不已的政治、文化问题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另一方面是藉此发掘出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制度文化资源。本书是我的□□本学术著作，写作于十五年前，虽然文字表述不免稚嫩，但其基本观点至今仍然坚持。本次再版，仅作部分文字上的修订和润饰，基本内容和框架结构未作大的改动。《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此书于2003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本书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以汉末魏初为转折点，以汉朝四百年为一阶段，以魏晋六朝四百年为一整体。汉晋文化思潮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在东汉末年，与当时盛行的人物品鉴和尚通意趣，有密切关系。

《扬雄与六朝之学》：
　　之成语而入诗，还表现在用扬雄的儿子扬乌与自己的儿子陶佟作比较上。基于上述显见之影响，范氏以为：“陶公生活在扬子四百年之后，他们隔着历史的河岸而莫逆于心。……毫无疑问，前者（扬雄）乃是后者（陶渊明）□重要的理性源泉之一。”
　　范氏之文，实多发明，颇有启发。若就扬雄于陶渊明之影响的讨论堪称全面者，当推吴氏之文。其中值得注意，且可进一步申论者，是其关于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与《汉书·扬雄传》之渊源影响关系的讨论。《汉书·扬雄传》“自《法言》目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故两篇皆为自叙传。据吴文说，陶文仿扬文之痕迹相当明显，据此可知二人之性情有相当成分的暗合之处。其一，陶文“闲静少言”，扬文“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其二，陶文“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扬文“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其三，扬文“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陶文“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其四，扬文“清静亡为，少嗜欲”。陶文“不慕荣利”。其五，扬文“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陶文“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六，《扬雄传》说：“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陶文“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还，曾不吝情去留”。以上六点，足证陶渊明撰写《五柳先生传》时，肯定参考或者直接仿效了扬雄之《自叙》或者班固之《汉书·扬雄传》。而其所以要刻意参考或者仿效，就是基于二人在思想、性情、好尚等诸多方面有近似之处。略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简易佚荡，超然物外。扬雄为人之简易佚荡，前已述及。其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牵，“用心于内，不求于外”，其超然物外之情怀，前已论及。陶渊明之“不慕荣利”，□□生死，淡然处世，忘怀得失，更为学者所熟知。此乃二人于精神上□为契合之处。故渊明常以子云自况，亦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二，任真深情，文酒风流。扬雄表面上的淳谨儒雅，实不能掩盖其内心之一往情深。其一往情深之表征，前已论列。文酒风流实为扬雄一生之真性情，故史称其“实好斯文”，“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其于酒之偏爱，为酒所做之辩护，不仅影响及于刘伶之《酒德颂》，“开阮籍以酒对抗名教之风”，实为中国文化史上文酒风流之早期代表人物。渊明之于酒，可谓六朝名士中于“酒中真味”体会□深且切者，而其论酒所撰之《饮酒》组诗中，竟然有两篇以扬雄为题材（其五“结庐在入境”、其十八“子云性嗜酒”）。其《五柳先生传》仿《扬雄传》述己于酒之偏爱，皆可见渊明、扬雄于品味“酒中真味”上的契合。渊明之任真与深情，可称为魏晋风流之大宗。其于品味“酒中真味”之际，或“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或“酣觞赋诗，以乐其志”，其文酒风流，皆于扬雄有不谋而合之处。其三，安贫乐道，依隐畅怀。贫之于扬雄，在中国文化史上实有标志性的意义，故学者言文士之贫，文人以贫典入诗，皆多涉及扬雄，甚或以为“扬雄不贫，不能作《玄》《言》”。扬雄不仅是“安贫”，甚至是“乐贫”，他之所以能达致如此超然之境界，是因其“乐道”。因其“乐道”，追求智性，以知识的探求为人生之快乐，故虽置身于名利之场，却能逍遥于名利得失之外，纯然是一个“朝隐”形象。由此，其对隐士亦多加推崇，可视为中国文化史上首次对隐士以正面和全面评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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