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伦理管理思想研究_钟尉_9787509667507

本书首先对《司马法》原文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考据训诂工作。然后，在成中英提出的本体诠释法的基础上，结合东方管理学派学者提出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研究方法论构建了一个伦理管理思想分析框架。再后，运用管理特质分析方法对《司马法》伦理管理思想进行分析和梳理。我们认为《司马法》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相对完整的伦理管理思想体系，涉及自我管理（修身）、团队管理（齐家）、组织管理（治国）、竞争管理（平天下）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几乎涵盖了当代伦理研究和管理研究涉及的所有方面。《司马法》伦理管理思想在伦理管理境界论，包括伦理管理的境界、伦理教化的境界、组织制度建设的境界、组织发展的境界等，管理者自我管理的功夫论、人性论等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管理的理论研究，乃至进一步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我们还把《司马法》伦理管理思想体系和当代管理理论进行了比较，从管理观念、管理要素以及管理活动等多方面分析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最后，我们通过国内外的多个案例分析了《司马法》伦理管理思想体系的应用问题，对其在当代中国的应用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意识与共同话语。在全球化的驱使下，任何一种经济格局、政治秩序、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单独存在；通过各种途径和各个层面的对话、交流和交往而产生的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一切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管理问题也都将变成全球化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社会转型并非仅限于中国，而应当说是整个世界所共同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人们在管理实践中就不得不越来越关注全人类在现时代的共同境遇与“全球化”的普遍性问题。然而“全球化”大潮并不意味着一切不同传统、民族、地域、文化、宗教之间的差异将荡然无存。推进“全球化”的经济与政治动因，从根本上说在于不同民族传统文化在相互交流和比较过程中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一种相互关联的秩序，以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稳定与均衡，从而推动世界政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代各种文明形态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管理理论都必须对此做出应答。正如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年后，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会上再次提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可以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是当代管理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说，当代中国企业置身于世界市场的白热化竞争之中，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要企业能够拥有超过竞争对手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而要拥有一支高质素的人才队伍，关键在于企业领导者具有更高的管理境界，进行企业管理的创新。然而管理创新行为总是和人们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相关，这就不得不涉及民族文化问题，离开民族文化的管理创新就像是建立在沙滩上的高楼，看上去比较美丽却没有实用价值。
　　伦理管理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当代管理实践的要求，也是西方管理思想的深刻变革与发展产物。自从西方社会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源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经济人思想和边沁、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以及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潮一直主宰着西方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尽管亚当·斯密早就意识到经济管理与道德的关系，泰罗也在著作中强调过劳资双方的共识与和谐关系的构建对提升效率具有根本性的重要作用。然而他们的这些观点几乎被人们忽视了.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过分强调个体本位和工具理性、过分强调效率分析的管理观念.而对于财富增长过程中的自然资源的破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企业各种利益相关者的福利损失等问题很少考虑。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企业失德现象日益严重，出现了一系列丑闻，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指责，此后管理中的伦理问题才逐渐为学术界所重视，并在八九十年代发展成为西方国家的热点问题。2008年的次贷危机更加引起了全世界对管理中的伦理问题的全面重视。人们首先提出了管理伦理的概念，并且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近年出台的IS026000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研究成果。然后，伦理管理的概念也开始被关注。最近十几年特别是2008年“三鹿事件”之后，我国管理学界也纷纷加入到对管理伦理或者伦理管理的研究实践中去，有不少成果问世。但总体上来说基本还是以借鉴西方人的研究为主，独立思考如何利用本土传统文化资源解释本国伦理管理问题的研究偏少。

　　《<司马法>伦理管理思想研究》：
　　（三）第三重伦理管理境界
　　讨论完圣王、贤王的治国境界之后，《司马法》提出了第三重伦理管理境界，即王霸的治国境界。当一个社会的整体伦理道德水平都开始下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水平和能力都大不如前时，王霸管理之道就会流行起来。《司马法》提出王霸治国有六种手段和九种禁令：“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财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意思是，统御诸侯国的天子或者霸主主要依靠六种方法治理诸侯国。第一，通过赐予和剥夺诸侯的封地来控制诸侯国的大小（还有一种解释是，通过自己拥有广阔的土地和控制险要的战略要地，来形成自己对其他诸侯国强大的形势；两种解释都能够说得通，大体上可以认为前一种解释是从作为诸侯共主的天子的角度来说的，后一种解释从称霸诸侯国的霸主的角度来说的，因为霸主并没有直接赐予和剥夺其他诸侯封地的权力）。第二，通过运用天子或者霸主的权威向诸侯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维持诸侯国之间的和平与稳定。第三，用礼仪和信誉来赢得诸侯国的亲近与爱戴。第四，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来使诸侯国归附。第五，用善于纵横捭阖的外交人员来监视与维系诸侯国之间的力量均衡。第六，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威慑那些有野心的诸侯（在必要的时候就用武力讨伐那些不老实的诸侯）。
　　“王霸”的“王”指代周天子，而“霸”在古代通“伯”，《说文》，“伯，长也”，伯为诸侯之长，可以为周天子讨伐违反天子命令和周礼规范的其他诸侯。春秋五霸也称为五伯。可见霸乃是为了维护王的统治而设置的一种管理职位。我们把王的管理之道称为王道，那么霸主的管理之道就可以称为霸道。霸道实际上是王道的一种辅助管理手段，其本质还是要遵循王道。所以在很多古文献中是王霸并称，而不是把他们对立起来。今天所说的霸道往往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这个霸道和古代所谓的“霸道”不是一回事。关于王道和霸道，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精彩的记载：“（商鞅也叫卫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日：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日：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日：吾语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日：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日：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同是一个商鞅，他前后四次见到秦孝公，说的话却变化。第一次，他说了一通所谓“帝道”，结果被秦孝公认为是妄人，碰了一鼻子灰；第二次，他开始向秦孝公推销“王道”，结果仍然不被欣赏。第三次，商鞅和秦孝公谈论“霸道”，显然这个话题秦孝公非常感兴趣。很快，他另找时间和商鞅来专门讨论如何实现“霸道”，可见，当时，王道已经衰落，领导者更加欣赏的是霸道。不过司马迁并没有细说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其实，关于王道和霸道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孟子为代表的，认为王道和霸道对立：另一种是以荀子为代表的，认为王道和霸道并不对立，施行霸道的君主只是在德行方面比不上施行王道的君主。
　　《孟子》是这样描述王道政治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人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王道首先是要减轻人民负担，遵循自然规律，人们丰衣足食，虽死无憾。孟子还举了周文王治国的情况作为王道的范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日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日独。幼而无父日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轻徭薄役，减少刑罚，关心鳏寡孤独，穷民无告者，这些都是王道政治的重要内容。《孟子》对比了王和霸，“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可见，在孟子看来霸道是虚伪的，表面上宣扬仁义，其实，还是依靠武力来压制别人，必定造成别人口服心不服。而要施行霸道必须要成为大国，富国强兵，开疆拓土。但这些都是孟子极为痛恨的行为，孟子甚至说“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可见，在孟子心中，王道和霸道是表面相似而实际上对立的两种治国思路。大体上孟子王道治国的思路在他那个时代是得不到君主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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