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文明和国家不断在“废墟”和“空地”上重建不同，中国的文明和国家在同一空间里长期演进。本书从人类社会关系叠加式变迁的角度，对中国的国家和国家治理进行长时段透视，发掘其背后的多重支配关系和内在逻辑，力图揭示中国的国家和国家治理是一个渐进改进、曲折发展、内生演化的过程，由此构成国家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根基和路径，是一部视角独特、思想深邃、自成一体、原创性强，能够引起世人关注的多卷本重量级政治学著作。
自 序
任何一门科学的产生，都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尽管其成效有限，因此也才有了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政治学也是如此。
政治学是以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
国家是人们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产生的，尽管它经常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由此就有了对国家的治理，有了对善治的追求，尽管有恶治相随。
国家和国家治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
国家和国家治理受制于历史条件，也是人为的活动，从而会形成一定的具有持续性的制度，并伴随着复杂的政治现象。
制度是凭空而来，偶然产生的，还是有其内在依据和基本逻辑？复杂和反复发生的政治现象是主观意志的产物或者互不关联的一堆碎片，还是有内在的条件所限，有其必然性？这是国家和国家治理研究中的深层问题。
进入世界体系以后，任何国家的进程都处于世界历史之中，必然面临着道路选择和对自己历史的认知问题。由于西方国家的近代领先地位，人们很容易以西方为政治范本。同时，对本国文明与政治历程抱有偏爱的人也不少。这两种看法都没有意识到，国家的演进不只是观念的产物，更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受历史条件形成的各种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以深邃的目光，透过复杂的现象发现内在的根据。他认为：“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
“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处于各种关系制约中的国家，如何处理各种关系，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问题。
本书将从人类社会关系的视角研究国家，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中国的国家和国家治理是如何生成、演进和改变的。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
随着人类社会关系的不断扩展丰富，形塑和改变着国家和国家治理；在中国的文明进程中，依次出现的社会关系不是简单的断裂和重建，而是长期延续、不断扩展和相互叠加，由此造成制度的重叠式变迁和政治现象的反复性出现，并通过国家治理体系的改进而不断再生产出新的关系模式。
简而言之：关系构造国家，国家再造关系。
科学的原始动力来自好奇。写作本书的重要动因是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吸引，它就是在中国这个古老而巨大的政治舞台上，反复上演着似曾相识，甚至惊人相似的故事。演员变了，导演和舞台没有变，剧情也没有变。这既是这个古老国家长期延续的表征，又表明中国的政治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并与历史保持着紧密的关联。我供职学校的老校长曾经说过，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但在我看来，历史没有过去，历史活在当下。对于中国更是如此。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是时代需要，并在特定的历史土壤中形成，从而带有历史土壤的特性。由于城邦国家的产生，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率先在西方发源。但西方文明和国家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空间的位移，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断在炸毁的“废墟”和开拓的“空地”上建立。这种文明进程使久远的历史与当下缺乏紧密的关联性。如美国建国才200多年时间，并是在历史“空地”上建立的，历史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仅仅只是一种记忆，人们更多是活在当下。在这种文明和国家进程中产生的政治学，缺乏深厚的历史根基，它更关注的是现代与当下。因此，西方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特点，就是从当下的政治形态出发，进行政治体系的横向研究，从而形成了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如阶级、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权威、民主、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其好处是横向清晰，其弱点是缺乏历史的纵深感。实际上，政治学概念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如果不将这些概念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中考虑，便很难理解其确切含义和价值，以致用简单的概念剪裁丰富的政治过程。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和国家进程，这就是时间的延续。文明和国家形态不是在“废墟”和“空地”上建立的，而是在同一空间里长期发展和自我演进。早期中国从血缘母体上脱落后，不仅没有摧毁血缘氏族社会，反而不断在血缘母体的脐带上汲取养分，直至模拟远古血缘氏族社会建立国家形态。文明和国家演进与历史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紧密关联性。政治现象反复重演，举手投足都可触摸久远的历史。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在书本中，更是在当下，在生活中。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深刻理解中国政治。中国的政治学本质上是历史科学。
但是，政治学毕竟不是历史科学，而是理论科学。它的使命不在于对历史现象的记录和描述，而在于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透过历史现象寻找形成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对历史现象进行理论解释，通过政治学概念将碎片化的历史现象加以关联，发现历史现象中蕴藏的规律与特点。它主要不是叙事，“述而不作”，而重在“说理”，要在“是什么”的基础上追问“为什么”？它不作“应怎样”的肤浅表达，重在“为什么这样”的深入探析。与历史学偏重“摆事实”有所不同，历史政治学偏重的是“讲道理”。
只有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这一重大命题，才能深刻理解历史对于中国政治的制约和影响是何等的深刻！
将历史之维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自觉，来源于长期的田野调查。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进入高校从事政治学研究。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人们的血脉跳动着国家政治的节奏。一场大的政治事故将处于亢奋状态中的人们拉回到现实，促使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中国与中国政治。1992年，我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提出将政治视角转向基层社会，重点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社会。研究方法从书本走向田野。之后一直扎根于基层自治和田野调查。2015年，我主持和推进了“深度中国调查”，包括对全国七大区域的传统农村形态的调查。已是六旬的我，参与了所有区域的田野调查，在调查中我的思维受到了极大冲击。就在距高度现代化的广州市不远的粤北山区，竟然保留了大量完整的宗族村落。宗族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社会现象。19世纪的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曾经说这些现象在西方国家早已不复存在，并为中国还保留着这一古老现象而惊叹！进入20世纪以后，宗族被作为封建因素受到强力摧毁，但进入21世纪，宗族的力量仍然存在。宗族村落不仅在广东，而且在江西、福建、湖南、浙江、湖北、广西广泛存在。而在西部云南农村的调查，竟然发现大量还保留原始形态的农村。这一现象对为现代化浸淫已久的本人思维造成极大冲击，也生发出问题：为什么古老的宗族社会形态保留如此长久，在反复打击下仍然存续？
以上问题又自然延伸到政治领域。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兴起于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该文深刻反思了造成“文化大革命”的体制和历史原因。邓小平指出：“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众所周知，陈独秀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的旗手之一。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成立的先进政党。为什么成为中共党的领袖之后，陈独秀等人却沿袭了古老的政治样式，之后这类现象反复发生？这不能不令人深思。80年代之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也出现了预想不到的问题。这都表明，中国的政治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不可轻易视之。中国的国家演进是在内外交互作用下长期自我蜕变的过程。其背后受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因素所支配。只有进入历史深处才能到寻找问题的答案。
“深度中国调查”将我的思维引向历史深处，我将反复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现象置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考察。没有这种深入历史和底层的田野调查，我不可能有写作本书的冲动。
田野调查是对事实的了解，但仅仅了解事实还远远不够。如何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将碎片化的事实联结起来并加以解释和分析，是“深度中国调查”过程中面临的重要任务。农村是一个多学科研究的领域。自90年代起，我及所在机构主要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农村问题，重点在于乡村治理。而我们的“深度中国调查”的重要内容是对传统农村社会形态的调查，以发现中国政治的根基。仅仅是乡村治理研究还存在相当的局限性。调查者们期待将农村调查与政治学研究关联起来。2017年，我所在高校的政治学科被确定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学科。学科建设要求强化学科意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的思维焦点回到政治学的中心视域——国家。30年之后，国家问题重新回归到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只是这时对国家问题的认识，是基于田野调查的发现，基于田野调查发现后的扩展思考，是要回答长期萦绕在脑海里的问题——为何古老的社会和政治现象长期存续、反复发生？2018年我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关系变迁视角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改进和演化研究”，从而正式开启了本书的写作。
决定写作本书时，我阅读了大量的著作文献，受益良多。40年前我学习的政治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在大量阅读其他著作之后，还是觉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解答我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与其他思想家相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擅长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揭示产生社会和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机理；当人们热衷于将政治结果归于大人物的主观意志时，他们却致力于发现造成主观意志背后的客观支配因素；当人们对瞬息万变的政治现象感到困惑时，是他们深刻地揭示了：“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列宁为了弄清国家这一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从科学的方法入手。他在《论国家》一文中讲：“要非常科学地分析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这对于解答我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其他重要文献，包括当今学界非常有影响的美国学者福山的重头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为中国学界所推崇的英国学者芬纳的大部头著作《统治史》等，希望能够从这些重量级的著作中寻找到我的问题的答案。但结果未能如愿。即使是声名更为显赫的摩尔根和韦伯，也只是描述了现象而未能解答现象背后的原因。看来，自己设的问题，还是只能由自己解答了。
写作本书是基于自我解题，在解题的过程中有过不少乐趣。但是，我也深知解题的不易，深知我的解题能力的有限性。只是解题有多种解法，希望我的解法能够成为其中一种，能够对读者有所启迪！
徐 勇
2019年6月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绪论 关系与国家
一 国家：国家治理的对象与主体
二 制度：国家治理的根本性问题
三 关系：国家治理的支配性逻辑
第一卷 血缘—地域关系中的王制国家
第一章 血缘—地域关系中的部族王制国家
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缘起
二 人与社会的关系：血缘母体
三 战争与农业：国家的孕育
四 脱胎于血缘母体的家天下
五 家天下框架中的王制国家
六 以族成国与族为国基
七 地域扩大与血缘的主体联结
八 王朝与氏族事务的并存包容
九 王制国家的祖宗整合
第二章 血缘—地域关系中的城邑王制国家
一 青铜、文字、城邑：国家发育
二 天命、霸权、都城：集权中央
三 王位、弟及、子继：家族传递
四 王权、事务、制度：国家运转
五 内外、远近、亲疏：地域治理
六 族众、分层、等级：身份定制
七 祭祀、神灵、礼制：宗制生成
第三章 血缘—地域关系中的宗族王制国家
一 旧邦新命：天命道德化
二 父爱威权：国主家长化
三 宗法制度：人口宗亲化
四 分封建国：宗亲地域化
五 礼仪之邦：政治生活化
六 天下一家：家国一体化
第四章 血缘—地域关系中的王制国家衰落
一 地域大一统与血缘小而分
二 大家长再失德：人心分离
三 亲情五世而淡：人情分离
四 土地封无可封：利益分离
五 礼将崩乐在坏：规范分离
六 天下只为小家：整合分离
第五章 血缘—地域关系中的王制国家转型
一 铁与火：富国强兵
二 地方起：天下争霸
三 争者强：权力集聚
四 行政制：地域国家
五 亲与贤：出身与命运
六 公共性：文明建构
七 后居上：秦国胜出
八 道与体：同质竞争参考文献
后记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