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_许培源，陈乘风著_9787520157001

华侨华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也必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本书共分为六章，剖析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倡议、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的产业实力和产业布局、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以及各侨乡如何发挥优势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前　　言历史上，华侨华人一直是中国参与“丝绸之路”活动的重要力量。千百年来，华侨华人在“丝绸之路”沿线的活动从未间断，他们始终活跃在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的广大区域。凭借自身的天然优势和艰苦奋斗，华侨华人对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作出了卓越贡献，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在建设“一带一路”的新征程中，华侨华人依然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他们能够继承和发扬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互利合作和繁荣发展，从而为建设“一带一路”作出历史性的贡献。一　华侨华人在丝绸之路的发展概况：历史与现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是华侨华人的主要聚居地，华侨华人在相关地区的发展历史更长，成就也更显著。秦汉时期，中国的古代先民就到东南亚、印度等地从事商贸和宗教活动，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从民间零星活动为主变为官方和民间并重，交往的规模更大，也更频繁，由此带来的移民活动逐渐增多，开始有更多的人定居海外。而宋元时期则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阶段，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了紧密的贸易关系，通商国家包括今天的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东帝汶、索马里、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坦桑尼亚、埃及、意大利等。一些沿海地区成为当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港口和贸易城市，如广州、泉州、杭州、宁波等地。以这些地区为中心，中国沿海居民较早地开展对外贸易和进行对外移民，并在东南亚等地形成海外华侨华人的聚集区。明清时期，明王朝和清王朝的对外政策时紧时松，而东西方的海上力量也在此消彼长，因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华侨华人的活动也受到影响。但整体而言，华侨华人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日趋活跃、海外华人社会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陆上丝绸之路的活跃时期比海上丝绸之路更早，从先秦开始中国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就有了早期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后来由于西域政局变动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的活动趋于萎缩。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中国向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移民规模相对较小，主要是部分从事丝路贸易的商人、出使西域的外交人员以及战俘和难民等，而他们也早已融入当地社会。一些学者还提出西南丝绸之路的概念，这是中国西南地区人民向外迁移的主要方向。这条路线一般指古代中国存在的从西南地区通向国外的陆上商道：起于成都，途经云南大理、保山及缅甸，经印度、孟加拉国直达西亚地区和罗马。在清末民国时期，该方向的移民活动进入高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是东南亚地区，以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主，但总体规模较小。 “丝绸之路”已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今，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华侨华人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他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划，结合区域分布、人口数量、参政议政和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分析，东南亚地区、西欧地区和中亚地区的华侨华人能够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东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建设的优先方向，也是华侨华人分布最为集中的地方，当地的华侨华人经济实力最为雄厚。截至2011年，东盟十国的华侨华人有3500万人左右，占海外华侨华人总数的70%以上，占东盟总人口的5%以上。除了新加坡之外，华侨华人在当地都是少数族群，但是华侨华人在当地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在东南亚出现了许多世界级的大型华人企业集团，而中小华商企业更是遍布住在国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其中尤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华人经济实力最强，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和文莱的华人经济实力也日益提升。与此同时，东南亚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政治影响力日渐扩大。随着各国华人从政环境不断改善和华人的积极参与，东南亚华人的政治成就日益显著，出现了不少华人政要。当然，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从政环境和华人政治成就也有所差异：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是华人从政环境较为宽松且取得突出成就的国家；老挝、柬埔寨和越南是华人从政空间较大，不存在明显的制度和社会障碍，但华人并不热心从政的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文莱的华人要取得突出的政治成就面临一定的制度或社会约束，但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华人从政环境正在不断改善。西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爱尔兰和卢森堡)连接着“一带一路”的最西端。该地区是中国移民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当地华侨华人的数量不断增加。据笔者测算，2016年西欧地区的华侨华人就达到135.29万人。当地的华人经济主要分布于进出口、批发零售和餐饮等行业，对当地经济的影响不是很大，也较少出现世界级的大型企业集团。西欧地区的华人主要通过投票、竞选和社团活动参与当地的政治事务，出现了许多华人议员和华人政府官员。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具有突出的地理区位优势，当地分布着数十万华侨华人，其中以原籍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主，包括维吾尔族、回族和哈萨克族同胞。随着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更加密切，前往中亚地区经商、务工和定居的其他各族人民也在不断增加，当地华人社会和华商网络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影响力日益提高。上述地区的华侨华人，都地处“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地区，他们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拥有各自的优势，可以起到独特的桥梁作用。如东南亚地区的华商可以在“一带一路”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中起到重要作用，中亚地区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可以推动中国与当地开展宗教交流等民心相通活动。“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并大力推动的重大倡议，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发挥独特的作用。长期以来，广大华侨华人特别是海外华商积极参与中国的各项事业。其中，以华商企业、华商领袖、华侨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为主要力量，他们在中国对外开放的事业中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华商是中国外资的主要来源，他们为中国带来了发展的资金、先进的技术、成熟的管理经验和海外市场资源。海外华侨华人还将中华文明加以继承、传播和发扬光大，其中尤以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和华文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华侨华人还凭借自身优势，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他们是中国企业和个人“走出去”的良好示范和领路人。然而，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海外华侨华人参与中国事业也需要有新的调整。首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尚处于深度调整期，不少国家的华人经济受到一定的冲击，一些华人企业经营困难。其次，中国大陆的企业正在加速“走出去”，这给海外华商企业带来了合作的机遇，也带来竞争和挑战。因为中国大陆企业和海外华人企业在产业结构、投资布局和销售市场等方面有所重叠，而一些中国大陆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大大超过同类企业。以2015年香港《亚洲周刊》全球1000强为例，上榜企业中60%以上是中国大陆企业，其余是中国港澳台、东南亚等地的华商企业。中国大陆的国企和民营企业的市值、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盈利水平均名列前茅。与此同时，海外华侨华人的侨情社情也在持续变化。华侨华人的人口结构、行业分布和国别分布都在变化，这给当地华人社会自身的调整带来压力。比如，随着生在海外、长在海外的华裔新生代数量不断增加，海外华人社会与祖（籍）国联系的紧密度和沟通方式需要调整，而华侨华人社团也要设法提高对新生代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二　华侨华人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共商、共建和共享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恰逢其时，为广大华侨华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倡议旨在传承和发扬古老的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倡议甫一提出，就得到海内外华侨华人的积极响应和热烈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范围、框架思路、共建原则和合作重点切实符合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要求，能够满足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利益关切和发展需要，也事关广大华侨华人的福祉，华侨华人可以发挥其独特的重要作用。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的GDP之和超过12.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16.0%；人口总数为32.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43.4%；对外贸易总额为71885.5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7%。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有利于带动区域内的政策协调、设施联通、贸易往来、投资合作和人文交流，也有利于中国在全球尤其是亚太的经贸合作和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利于构建多元平衡的开放体系，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这些都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具有其独特优势，比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深化、地缘优势突出和丝绸之路历史渊源深厚，特别是拥有4000多万遍布“一带一路”沿线的华侨华人，他们是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纽带、精神动力和人文资源。然而“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面临一定的困难和挑战。当前中国国内改革攻坚任务依然繁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经博弈复杂，少数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不积极，外部大国的干扰较多，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差异较大，要实现政策协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人文融合有一定难度。为了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做好“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形成有效的策略举措，并注意调动各方力量和积极性，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此过程中，华侨华人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他们人口众多，分布广泛，并且经济实力雄厚，华人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海外华侨华人更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经贸往来的重要桥梁和纽带，而且华人在住在国的政治参与度、政治影响力和政治组织能力也越来越高，与祖（籍）国的政治互动日益频繁和密切，同时华侨华人当中还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有许多管理、科技、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优秀人才，也不乏世界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和管理大师，他们大多兼具跨文化的优势，既通晓中华文化，又熟悉住在国文化。华侨华人可以发挥上述优势，助力“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建设、经贸合作、海洋资源开发、人文交流和政策沟通。中国可以以综合条件较为成熟，即华侨华人数量较多、实力较强同时社会政治环境较为有利的国家为重点，为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机制性、示范性的安排。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华商、华领、华社、华教和华媒的作用。他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动力较强，实力和影响力也更大。要发挥他们遍布“一带一路”沿线，融通中外的优势，帮助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和宣传“一带一路”，讲好丝路大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要发挥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人脉优势，织就民间沟通纽带，促进“一带一路”政策沟通；要挖掘和继承他们身上的丝路精神，开拓进取、开放包容，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造福沿线人民；要发挥他们的产业优势，重点是港口、船舶、电信、运输、物流和能源等领域，携手推进“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还要发挥他们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布局贯通“一带一路”的产业链，开拓“一带一路”的广大市场。当然，鼓励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要注意顾及他们自身的利益关切，为他们创造发展机遇，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受益者。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可能给华侨华人带来的潜在机遇包括：一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商机，主要在基建、物流、进出口、航运、旅游、金融和人文等多个领域。二是能带动华侨华人社会的团结发展。“一带一路”将促进华侨华人社会内部及其与祖（籍）国的深度互动合作，并使祖（籍）国发展的红利惠及沿线的华侨华人，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是有利于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成为主要的推动者和实施者，这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而随着华侨华人成为各国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对话合作的重要桥梁，他们在当地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将得到提升。四是有助于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华文化也将得到各国人民重视，这为当地华侨华人发扬和传播中华文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五是有利于华侨华人回到祖（籍）国创新创业。“一带一路”也是中国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上的开放，国内各地区、各部门都在创造条件，大力吸引华侨华人前来创新创业，比如国侨办就提出了“万侨创新行动”，以帮助海外侨商、科技精英和专业人士把握机遇，参与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除了为华侨华人创造良好机遇外，要充分考虑多方因素，协调各方利益，处理好其中的若干重要关系。一是处理好华侨华人心系祖（籍）国和融入住在国的关系，“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生存发展；二是处理好引进侨资侨智和“走出去”的关系，关注“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平衡；三是处理好国家总体规划和地方具体目标的关系，既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大局，也要服务侨乡经济社会发展；四是处理好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和从海外吸收中华文化的关系；五是处理好“走出去”的中资企业与海外华商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六是处理好“一带”和“一路”建设的关系，引导两个方向上的华侨华人开展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七是处理好华侨华人群体的核心和外围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八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一带一路”侨务工作中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侨资侨企的主体作用；九是处理好舆论宣传和务实推进的关系，以更多的务实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十是处理好发挥华侨华人作用和造福华侨华人的关系，切实做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三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海外华商网络：发展实力和总体分布海外华商是“一带一路”建设首先要借助的力量，必须从国别分布、产业分布、企业实力分布等多个维度掌握海外华商企业的发展情况，并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相对接。其中，应该重点关注规模大、技术强和国际化程度高的大企业和大集团。香港《亚洲周刊》历年的“全球华商1000强排行榜”、“瀚亚资本·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及其他各类排行榜都对海外华商大企业和华商富豪进行跟踪调查，为研究海外华商企业的经济实力提供了良好的数据资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东南亚华商的实力最强。2015年共有55家东南亚华商企业上榜全球华商1000强，总资产14611.85亿美元，而同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才刚刚超过1万亿美元。但是上述55家企业集中在5个国家，新加坡企业13家，总资产7284.42亿美元；马来西亚企业14家，总资产3163.82亿美元；泰国企业11家，总资产2368.75亿美元；菲律宾企业9家，总资产965.7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企业8家，总资产829.30亿美元。这种分布特征也基本体现了东南亚各国华商总体实力的国别差异。缅甸、老挝、越南、文莱和柬埔寨也有为数众多的华商，但总体实力不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华商的实力。这些东南亚华商大企业普遍实现了经营多元化和国际化，构建了以东南亚为主，延伸到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并辐射到中东及其他地区的跨国生产和市场网络。从分行业来看，东南亚华商大企业在金融业、运输物流业、基建业等行业有较多投资。其中，运输物流业和基建业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设施联通相关。东南亚华商在运输物流业和基建业实力雄厚，在航运、物流、航空、邮轮和公共交通领域有大型华商企业的产业分布，另外还有不少从事公路、铁路、港口、航空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型华商企业。这些华商企业能够承担设施联通领域的设计、施工、运营、维修和后期服务等所有环节的业务，已经在该领域形成完整的华商产业链。在金融业，有10家东南亚华商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上榜全球华商1000强。东南亚金融业的华商企业早期大多从服务海外华侨华人市场起家，目前以东南亚各国、中国大陆和港澳台为主要市场，它们成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重要支撑。在制造业，东南亚大型华商企业的优势产能主要分布在农产品加工、食品生产和电子产品制造等领域，这些行业都是“一带一路”贸易投资合作的重点。海外华侨华人中的华商领袖大多是大型华商企业的创办人、控股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他们依靠自身的财富、社会地位和人脉，往往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能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帮助和推动作用。根据2015年“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统计，共有112位东南亚华人富豪上榜，总资产2266.2亿美元，分别是新加坡36位、马来西亚29位、泰国12位、菲律宾13位、印度尼西亚22位。这些东南亚华商领袖主要经营制造业、房地产和金融银行业，其中又以制造业居多，有44位华商领袖主要从事饮料和食品行业、农产品开发、烟草制造以及造纸行业。这些东南亚华商领袖的产业大多进行了国际化布局，将他们的事业版图尽可能地向全球拓展。总体而言，他们绝大多数在中国大陆有投资布局，较早对祖籍地进行投资，近年来逐步向祖籍地之外的地区扩展，而且东南亚华商领袖对港澳台投资以及东南亚华商在东南亚各国投资的情况比较突出。可以说在“一带一路”的东端，涵盖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东南亚10国的广大区域里，无数海内外华商进行国际贸易和跨国(境)投资布局，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华商网络，这个网络具有巨额的财富和强大的凝聚力，必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推动“一带一路”自东向西发展，带动沿线地区的繁荣发展。四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海外华商网络：产业布局和市场网络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要了解海外华商在相关地区的产业布局，掌握他们的投资分布和市场网络，才能够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亚和地中海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这些地区的基建业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会，而部分海外华商在当地已经早有布局。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有4家海外华商企业实力最强，分别是菲律宾的首都太平洋投资公司，马来西亚的怡保工程公司、金务大公司和杨忠礼电力公司。这些公司的业务主要位于中国内地和香港、东南亚、南亚、中东和欧美等地，它们在当地进行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水处理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建设，并持有公路、桥梁、铁路、电力和港口等互联互通项目。海外华商银行业在“一带一路”也有不少产业布局。它们主要是来自东南亚的华商银行，我们重点研究了12家东南亚的华商银行，分别是菲律宾的首都银行、中华银行、国家银行、中国银行和金融银行，新加坡的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泰国的开泰银行和盘谷银行，马来西亚的大众银行和丰隆银行，印度尼西亚的中亚银行。这些银行的创始人、控股人和经营团队基本是华人或者有华裔背景，其中控股人祖籍福建的有10家，祖籍广东的有3家，而又以祖籍福建省泉州市的最多，有7家。上述银行从创立开始就致力于服务华侨华人的金融需求，并很早就参与到住在国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整体而言，它们的产业布局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中国，同时它们还将业务延伸到南亚、中东、大洋洲、欧洲和北美等地。这使它们有能力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需求，为“一带一路”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提供坚实保障。五　华侨华人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桥梁和纽带如果说海外华商的产业实力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经济动力的话，那么我们与广大华侨华人的民心相通则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根基。这种民心相通来自海内外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的血肉相连、同呼吸、共命运，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建“一带一路”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来源。民心相通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我们重点研究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一带一路”精神，发挥增信释疑作用，以及如何改进签证政策，促进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人员往来。海外华文媒体一直不遗余力地向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传播“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和建设进展，他们是“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最值得依靠的力量之一。其中东南亚是海外华文媒体最早的诞生地，也是迄今为止海外华文媒体最集中、数量最多和影响最大的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东南亚华文媒体进行了持续跟踪报道。我们选取了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泰国《世界日报》、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菲律宾《世界日报》、缅甸《金凤凰》和文莱《诗华日报》等7份对“一带一路”相关内容报道量较大的报纸进行研究。总体来看，自2013年10月到2016年6月，这些报纸对“一带一路”的报道量均在增加。其中，新加坡《联合早报》、菲律宾《世界日报》和印度尼西亚《国际日报》的报道数量最多，占总报道量的82.31%，《联合早报》的网站还设立了“一带一路”专栏。这些报纸的消息来源比较广泛，既有自己采编的新闻，也有转载中国新闻机构的报道，如新华社、中新社、光明网和凤凰网等各类媒体，他们还会引用国外新闻机构的报道，如BBC、英国《金融时报》等。从报道的题材来看，各大报纸各有侧重。但总体而言都比较关注与住在国相关的“一带一路”建设情况，中国政府有关“一带一路”的重要举措和重大项目以及当地华商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从报道的态度来看，上述媒体对“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持积极乐观或中立态度，大多看好“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景以及给住在国带来的机遇，也有一些报道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还会报道一些政商人士提出的批评意见。总体而言，海外华文媒体为传播“一带一路”倡议，增进海外华侨华人对“一带一路”的了解，争取他们的支持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大多数海外华文媒体对住在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力不大，有关“一带一路”报道的资料来源有待丰富，质量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部分华文媒体的发行量不高、影响力有限。今后还应该加强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主流媒体的合作，以获取更多高质量的稿件，提高互联网传播技术水平，同时寻求更多资金支持，争取做大做强海外华文媒体。 “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往来，而人员往来的便利化有赖于签证政策的便利化。有关海外华人来华的签证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不少海外华人、国内学者和政协委员建议中国推行“侨民证”或“华裔卡”，给予海外华人免签待遇。但是由于我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海外华人已经持有外国护照的，若要前来中国，只能依照规定办理签证，并需要邀请函等手续。只在少数情况下给予免签，比如来自部分国家的外国人经由香港、澳门和海南的合法注册旅行社组团到中国内地旅游，或乘国际航班过境中国部分机场，此外还有来自新加坡和文莱的公民以及持有APEC商务旅行卡公民可免签入境。至于海外华侨，因为他们仍然持有中国护照，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回中国，一般不需要申请签证，而全世界已经有59个国家给予中国公民免签或者落地签待遇，其中20多个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总之，海外华人对于来华签证便利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公民对于前往国外签证便利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签证便利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员进出境的问题，还事关国际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海外高端人才吸引工作。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推动外籍华人签证便利化事宜，简化签证申请和审批手续，降低签证费用，推广电子签证，扩大过境免签和落地签的范围，同时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公民开展落地签或者免签。如此方有利于外籍华人来华经商、探亲、旅游，有利于他们来华创新创业。六　发挥侨力，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地方经验与借鉴事实上，中国十分重视华侨华人的经济和人文优势。《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及一些地方政府对接“一带一路”的方案均提出要发挥华侨华人的桥梁和中介作用，华侨华人也被定位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实践者和受益者。然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体多元化必然伴随着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华侨华人都有各自的目标倾向，甚至还存在国家总体目标和地方具体目标的差异。从国家层面来讲，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带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也希望借此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拥有更多主动权，并以此推动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希望华侨华人能够在境外多宣传“一带一路”，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给予支持。而地方政府则希望通过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拉动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最好是能得到国家的倾斜性政策支持和吸引更多的华侨华人投资。对于华侨华人而言，无论以何种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何种项目，都希望保障自身财富的安全和增值，特别是希望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为自身财富寻找安全的避风港，同时许多华侨华人具有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故土情怀，他们希望从祖（籍）国的繁荣兴盛和对华侨华人的关怀中寻求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中华子孙的归属感。因此，在发挥华侨华人优势，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既要坚持三者利益的统一，又要兼顾具体诉求的差异，创新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为此，许多地方城市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福建省的厦门市和泉州市、广东省的汕头市和江门市、浙江省的温州市和宁波市。厦门市充分发挥多方面的优势——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港口优势、城市环境优势、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及陈嘉庚精神等经贸和人文资源优势，在吸引侨资侨智方面走在福建省的前列，截至2015年，厦门共有62人入选“千人计划”，占福建省七成。泉州市则发挥自身是著名侨乡和港澳台同胞重要祖籍地以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优势，提出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该市制定了《泉州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发展规划》和《泉州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行动方案》，提出要发挥泉州籍华侨华人的资源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拓展泉州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同时密切泉州籍华侨华人与家乡的联系往来。汕头市则是侨务大省中的侨务大市，该市注重以平台促发展。2014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汕头经济特区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并明确提出支持试验区搭建海外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平台，批复还指出汕头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这是全国唯一一个以“侨”为特色的国家级试验区，也是一个冠以“文化”之名的试验区。以此为基础，汕头市充分利用“潮汕一家亲”的历史渊源，积极推动汕头、潮州和揭阳的融合发展，以此来整合三地侨务资源。江门市素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该市注重高起点规划，坚持立足“侨”，又要跳出“侨”，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2015年初，江门市提出要建设“中国侨都”，并制定《江门市侨务强市建设工作纲要(2015—2020年)》，要把华侨资源引导、延伸、应用到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这是广东省首个地方出台的侨务工作“十三五”规划。温州市注重发挥新侨多(85%的海外侨胞是改革开放以后到海外的)、侨贸多(80%以上的外贸出口来自侨贸)的优势，大力吸引事业有成的海外温商回乡投资，通过遍布海外的温商贸易网络促进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发展，2015年温州市新批境外投资项目22个，增资项目2个，其中，17个项目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上述5个城市都是重要侨乡，是许多海外华侨华人的祖籍地，这些地方的侨务工作和侨务政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研究对比发现，近年来各地对于优质侨务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且竞争已经从过去的局部政策优惠变成平台性整体竞争。地方政府无法仅仅凭借税收、土地或者故乡感情等单项优势吸引侨资侨智，各地都在试图构造政策、经济、人文等多重因素组成的综合实力。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方政府在“一带一路”对接方案中，主要着眼点还是如何发挥侨力，吸引海外华商资本前来投资和吸引海外华侨华人高端人才前来创新创业，从而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是“一带一路”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国家层面乃至国际层面的战略性和全局性问题，体现在发挥侨力方面，一是要有大侨务的格局，不要在侨只言侨；二是要跳出局部地区的利益格局，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侧重于境外合作共建，突出境外利益获得，通过各类境外合作项目，在造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同时，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拓展中国的海外市场，增加中国的海外资源，扩大中国的海外利益，提升中国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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