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左岸_李蔚超_9787521205374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李蔚超的文学评论集《批评的左岸》，分为三个部分：观察、明心、片断。观察一辑有对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评论、关于文学与生活问题等，明心一辑记录几年来作者对作家、评论家和作家工作的观察和理解。片断一辑有对哲贵、红柯、路遥、金宇澄、周瑄璞、杨凤喜等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

“左岸”的言说
梁鸿鹰
没去过法国，不知道左岸是个啥，百度了一下，电脑上蹦出这样的解释：“左岸，通常指法国首都巴黎在塞纳河左岸的部分。巴黎人将塞纳河以北称为右岸，有许多的高级百货商店、精品店及饭店；而塞纳河以南称为左岸，这里有许多的学院及文化教育机构，在这里以年轻人居多，消费也较便宜。所谓的拉丁区即是位于左岸。”
那么，巴黎圣母院呢，左岸还是右岸？不管在哪儿吧，就在最近，16日的一把大火，将这座教堂烧得不轻，近800年的建筑变得疮痍满目，大火次日一早，翻开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我发现了如下一段文字：
它（指建筑艺术）是一个民族留下的沉淀物，是历史长河所形成的堆积物，是人类社会不断升华的结晶，总之，是多种多样的生成层。时间的每一波涛都将其冲积土堆放起来，每一种族都将其沉淀层安放在文物上面，每个人都添上一块石头。海狸是这样做的，蜜蜂是这样做的，人也是这样做的。被誉为建筑艺术伟大象征的巴比塔，就是一座蜂房。
此时，我宁愿相信，所有的人类精神创造都是在为社会“多种多样的生成层”尽着绵薄之力，在时间的河流里，这些安放与添置到底有何意义，当时谁也不清楚，但若干年之后，也许会显出非凡的意义。
如这个集子里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发生的时候蔚超还没有上学，写《现实主义的暧昧达成——19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一议》的时候，她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但这个冲击波所包含的“时间政治的怀旧式感伤”“期盼于例外状态下各个阶级之间互相支持、共克时艰的民主信念”，以及“对集体主义时代德性尊严的颂扬和留恋”，现在并非毫无意义吧。再如，与这种学院味甚重的高头讲章式的深文周纳不同的是，《新的可能：院墙之外与媒体之下》《今天，怎样讲那过去的事情给你听》《我们眼里都是“现在”》等则显现出蔚超文字的另外一面，即善于将逐步累计的“升华的结晶”以灵动的方式呈现出来的那种自信与从容。或许，这是能够穿越时间的磨蚀的。
评论总是晚于创作，在创作的发令枪早已冷却，作家们撞线许久之后，评论家才会姗姗出场。但有一种说法是，评论家的表总比别人快五分钟，评论家要比别人更勤快，保持更灵敏的嗅觉，看得更远，厚积累、实仓廪后才敢发言，这是他们避免不了的宿命。近一两年来张楚大热，此前的2016年，蔚超就在台湾的杂志《桥》上，发了《罗曼蒂克的县城、底层与孤独——论张楚的中短篇小说》。她是有格外的灵气的。她对“发生在庄、镇、湾、村的小说”的收入分析，对“诗意的无所事事、孤独以及罪恶”的揭示，着实让人看出她的尖刻。
而她对“西来的友人”龙仁青则表现出来格外柔软而友好的一面，在《仁青的青海，青海的仁青》一文中，蔚超说：
世界是由男人主宰的，男人不断训诫女人：你们是弱的、小的、依附的——这道理我早已看破，然而，看过太多巧言令色的金钱、权势、道德包裹之下的性别压迫故事后，草原这大好男儿的荷尔蒙显得清新可爱，或许，“他”的可爱正在于那神话岌岌可危的动摇和破灭感。我这城市长大学校里出来的“女学生”，难免会对草原的荷尔蒙充满“低级”的兴趣，借着谈文学的名义，常公开刺探草原小说家的“荷尔蒙往事”。某次放松警惕的龙仁青，一不小心跟大伙儿透漏了第一次钻帐子的经验。“没什么的啊，我简直是逃走的”，龙仁青答得老实，好像描述一场逃学逃课、打架打输，他显出可爱，那种草原男儿光荣而完满的神话裂开缝隙的可爱。
她的这些文字，温婉而感性，不可评说，不能转述，这种言说方式，只有在复述的过程中才能很好体会其中的温度和
质地。
批评者对批评者常会抱有惺惺相惜的态度，对以“我”亲证“世界”的李德南，蔚超用了很巨大的篇幅去在其意义的迷宫里回环往复，她在文章里提及和引证了本雅明、海德格尔、德里达、朗西埃、巴迪欧、阿兰·巴丢、柏拉图、佩索阿，说“文学与哲学，在他们那里互相借重与‘牵引’（在海德格尔阐释里尔克的意义上），她还回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人文主义大讨论对“精神危机”“市场”“价值失衡”“虚无”“犬儒”等经常性的痛斥，她感叹李德南的文学批评“取自哲学中历练出的思辨与沉吟风格与对文学中人文价值的呼唤，构成了隐秘的火焰，这隐秘的火焰埋藏在李德南文学批评的字里行间，有心领会，不难求得。”正说明了她追求的高远，积累的深厚。
其实不单单是对西方文艺理论，中国古典文论、古典文学更是她所熟悉的。如她论及从《平凡的世界》到《繁花》的当代文学理路，是由刘勰借孙子兵法谈作文“观奇正”说起的：
正，是遵循雅义、追随传统，奇是新奇，过度追求则易沦为诡谲怪异。俗皆爱奇，为了取悦于读者，就连史家尚且免不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何况小说家。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特质便是“奇”，唐称传奇，《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被冯梦龙称作“四大奇书”。上海作家金宇澄的《繁花》或可算一部奇书。
蔚超是个功底不错的青年评论家，她涉猎面广，善读书，能够在阅读中发现问题，十分难得的还有，她学士、硕士期间就在北大，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古典文学专业底子，博士阶段转向当代文学，加之置身当代文学活跃的现场，能够使她在美学观念上更开阔、包容一些，多了一些美学精神上的圆融之气。她以《礼失求诸野，今求之小说》为题论红柯的小说《少女萨吾尔登》，用的是孔子“礼失，求诸野”的预言，红柯用小说印证之。她说，“时至今日，若想在现代化通衢上狂飙突进的中国中寻找传统文化，除了于故纸堆当中，道德和风俗经过千年积淀，鲜活地保存在民间的人伦日常之中”。很有些道理。古典文学和理路的底蕴，有助于她与接受的其他美学思想一道，在评论实践中发挥很好的作用，这在同龄的当代评论家中大概是不多的。
她作为女性，也是注重理论思索的。比如对当代文学与当代生活，于歧见纷呈的“生活”，她列出人们在这个话题上常有的“我的生活难道不是生活吗？”“生活太庞大，超越作家的想象力，现实太驳杂，我无法把握”“半个世纪前的话题是不是太陈旧了？国外早就不玩这些了”等疑问，提出重启另外的文学资源、尝试新的文学工作方法和进柳青所说的“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达成“合力的文学”，这些观点均极具启发意义。此外，她对文学传统文学体制的当代性与多层性，对学院派与媒体场的不同划分，对网络文学、儿童文学等问题，均在扎实阅读与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表达了很好的看法。在具体作品的评论方面，她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的评论，更显示了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评论者的独特之见，长篇评论见功力，发表于《文艺报》等报章上的精短评论中更看出了她的锐气与才情。愿她用自己的力量，在做着雨果所说的像每个人那样“都添上一块石头”的工作中，以这个集子为新的起点，收获更多的精彩。
是为序。
2019年4月19日

观　察
现实主义的暧昧达成
——1990年代“现实主义
冲击波”小说一议
一、旗帜、思潮与政治诉求
几年来，“现实主义”在会议、刊物、文件中频繁亮相，俨然成为中国文学界的“热搜”关键词。“现实主义”何以昂然回归？可辨析的线索是，由一次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事件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复归。与1942年事关中国文艺史发展走向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遥相呼应，2014年，一次新的政治规格相近的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党的最高领导人与文艺工作者座谈并讲话，讲话提到了“现实主义”这一文学舶来品、贯穿“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①?调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价值观念，并在干预现实和抒写愿景之间调试与摇摆，提倡歌颂光明，鼓舞人心，凝聚共识，而不鼓励“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这样的理论表述，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内涵，熟知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人大概并不陌生。
许多“五四”知识分子都曾为欧洲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而欣喜振奋，但自茅盾起，便为自然主义的“冷静”“客观”而犹豫不定，在他看来，暴露太多社会黑暗面，无助于组织和形成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致力于现实主义写作的“五四”作家们也不断担心，过分“写真”的现实主义会陷入他们意图颠覆的现实逻辑之中，成为对现实逻辑的强化和
再现。
1933—1934年间，“左联”内取代瞿秋白的周扬恰逢其时地引入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尽管苏联当时提出这一口号的目的是对拉普“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左倾机械论展开批评，但周扬没有随苏联的步调亦步亦趋，在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写真实”“真实地描写丰富与复杂的生活”的同时，周扬强调现实主义对“现实”倾向性处理，以及作家需要以无产阶级世界观理解“现实”：“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动力的，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静的现实主义的最大分歧点，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最大的特征。”“把为人类的更好的将来而斗争的道路，灌输给读者，这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①?就此，中国的现实主义开始在真实性、艺术性与政治性、倾向性的摆荡中向历史的纵深处颠簸行进。而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基本上置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随不同历史时期倡导者立场或观念的不同，往左偏移或朝右运动。
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者撰写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这篇在当代文学史上意义特殊的文献，原载于1952年的苏联文学杂志《旗帜》，其初始本来是新中国的一次文艺外交活动，周扬向苏联“老大哥”介绍新中国文艺如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保持意识形态方向的一致。半个多世纪后再读周扬的文章，不难发现行文中精巧的外交辞令，周扬的言说中包含着自豪而又不失谦逊的“汇报”姿态，文章在1953年《人民日报》转载，意图以社会主义阵营和“老大哥”的名义，领导、号召中国作家在社会主义国际战线中团结在统一的文艺旗帜下。虽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上升为建国后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与写作范型，成为建国后文艺的主流规范，但宣称“一生可以迷信两样，一是毛主席，二是苏联”的周扬，很快因中苏关系的改变和“左联”工作思路的破产而与苏联文艺诀别。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口号取代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突出了本来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浪漫主义”内涵，愈发清晰地赋予“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理想化追求以乌托邦色彩：“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要求真实地反映出不断革命的现实发展，并且充分表现出崇高壮美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求文艺创作者创作出最真实的同时又是具有最高理想的方式，忠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高的文艺。只有这种文艺能够完满地反映出跃进再跃进的现实，鼓舞人民向更新更美的目标前进。”①?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现实主义经历了一个在文学场域新话语和新潮流消蚀、混淆、空壳化的过程，所谓消蚀，不是通过短兵相接的交锋，而是在理论范式和问题视域的转换中，被降维化作一道历史的布景，我们在它映衬的舞台前演出，却不再置身其中。现实主义的理论生长性变得越来越少，也渐渐卸下曾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文学体制不再以定于一尊的“主义”或“样板”准则要求文学，但是，“一体化”文学体制并未解体，也并未取消全部官方文学机构（各级文联作协、出版机构等），它们仍然内生性地延用官方文学的尺度——包括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经典论述（客观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坚持为人民的创作导向），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一方面，官方文学机构所引导的文学体制势必承担反映、宣传“党和人民”文化政策的职能；另一方面，经过了80年代的洗礼，作为倡导及参与的力量之一，文学体制吸纳新时期以来文学“向内转”变革，承袭现代以来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纯文学”/“严肃文学”，要求作家既保持与市场和资本若即若离的艺术家姿态，又保持着知识分子式的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作为现代文学以来的主导文学样态，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唯一文学标尺，始终被文学体制所激励、期许与询唤，甚至可以说，文学体制构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样式的“召唤结构”，作家或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都更容易获取文学体制的奖掖。北京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倡导，客观催促了文学体制的各个环节的启动，召唤现实主义文学的
回归。
2014年文艺政治事件发生后，中国文学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一次文学事件呢？曾源始性追溯的海外中国学学者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对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脉络的观察颇有洞察力，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从不曾是一面澄照乱世奇观的镜子，从其诞生起，中国作家改天换地的政治革命诉求赋予中国新文学一往无前的巨大使命，“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的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现实主义’一语直到今天仍拥有相当雄辩的——和政治化的——说服力：每一个重要的政治解冻时期（包括1956—1957年间的‘百花运动’和后‘文革’时期）的文学都被当作是对解放前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良性复归而受到热烈称赞。”①?政治实践意义之外，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推重大多源于一种认识：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在揭示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都有着以往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
通过卢卡契及20世纪依然推重现实主义的理论家的表达，或可以探究文学拥抱现实主义的内在动力。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是一切伟大文学的共同基础，他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精神出发，卢卡契承认，现实主义问题之所以伟大，源于它能够提供人的完整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分析的是整个的人以及他的发展史，分析他在不同时期部分地实现了完善或遭到肢解，并试图指出这些关系的隐藏着的规律性；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目标就是整体的人，既是生活在本身恢复人存在的整体性，就是实际上真正地消除由于阶级社会而引起的人类存在的畸形化和肢解。”②“每一种伟大艺术，它的目标都是要提供一幅现实的图像，在那里现实与本质、个别与规律、直接性与概念等的对立消除了，以致两者艺术作品的直接印象中融合一个自发的统一体，对接受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①?以上是卢卡契从马克思历史哲学演绎“总体性”理论的小小示范，卢卡契的这些看法，很显然是根据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归纳出来的，他重申了恩格斯的“典型”理论，认为现实主义文学通过典型的塑造反映出生活的“总体性”，于是，每一部艺术作品都自成一体，自足而独立，成为“自我的世界”。在全世界阶级政治解体后，与后现代主义展开理论对话的卢卡契的理论声望日隆，既是“后革命时代”对马克思主义遗产的深情审视，又颇有现实意义。在“认同政治”通行于世界政治实践的今天，重提“总体性理想”，以艺术为人类提供总体图景，无疑有利于共同“认同”的形成。在我看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对他的现实主义理论颇多引证，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进入当代文学与现实主义的问题域之后，我逐渐认识到现实主义问题的复杂性。不久之前，在我研究1990年代文学“再现实化”的博士论文预答辩会议上，答辩委员会主席曹文轩老师以作家和学者双重身份提示我，中国文学无论哪种“主义”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次变形，在他看来，中国文学被沉重的“现实”及“现实主义”伦理压住了想象的翅膀。然而，在我的观察中，90年代到今天，现实主义文学的“达成”是异常艰难的，真正获得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品或文学潮流并不多见，它需要恰当的历史时机，一个包含着社会、作家、文学体制和上层政治之间层层传递、达成共识的历史契机。因此，在中国讨论现实主义问题，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性功能，还是自身本体携带的政治诉求，我们应该正视并认真审视每一次现实主义“复归”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复杂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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