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全集（第1卷）_王晓朝译_9787010034416

　　柏拉图的对话无疑是希腊文化留下的瑰宝。它不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也是两千多年来影响大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是极其优美的杰作，尤其是在他的早中期对话中，既充满了机智幽默的谈话，又穿插了许多动人的神话故事和寓言。他的对话可以与希腊古代的史诗、著名的悲剧和喜剧媲美，是世界上不朽的文学名著。因此不但为学习哲学和文学的人所必读，而且是世界各国许多人所喜读。
　　《柏拉图全集（第1卷）》收录了被公认为信实可靠的全部柏拉图对话和书信。

　　继苗力田主持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出版以后，由王晓朝翻译的《柏拉图全集》又将陆续出版，对于我国学习和研究古代希腊思想史，这是值得庆幸的好事。
　　柏拉图的对话是古代希腊留给我们的，最早由哲学家亲自写定的完整的著作。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留下的只是一些残篇，苏格拉底自己没有写过什么著作，他的思想活动，主要只能从柏拉图的对话中才能窥见。在近代，西方曾经有些研究者怀疑柏拉图对话的真伪问题，但现在学者们几乎公认极大多数对话确实出自这位哲学家的手笔。
　　柏拉图的对话无疑是希腊文化留下的瑰宝。它不但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的，也是两千多年来影响最大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是极其优美的杰作，尤其是在他的早中期对话中，既充满了机智幽默的谈话，又穿插了许多动人的神话故事和寓言。他的对话可以与希腊古代的史诗、著名的悲剧和喜剧媲美，是世界上不朽的文学名著。因此不但为学习哲学和文学的人所必读，而且是世界各国许多人所喜读。我国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人翻译柏拉图对话了，但直到现在，可能还有柏拉图全部著作的将近一半左右篇幅尚未翻译出版，所以这部全集的出版是十分必要的、及时的。
　　一
　　关于柏拉图的生平和著作的情况，译者在导言中已经作了必要的介绍，我在这里只想补充谈几点自己的体会。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生活的时代已经是雅典的民主政治从兴盛繁荣走向衰落。一些政治野心家在公民会议上靠着蛊惑人心的演说煽动群众，夺取政权，成为专制独裁者，使人民从主人沦为群氓；雅典终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了，政治和经济遭受重创，国内道德沦丧。当时活跃在思想界的是一批自命为青年导师的智者，他们虽然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用以反对旧有的“神是万物的尺度”，突出了入的尊严和地位，起了重要的启蒙和革命的作用；但是他们又将“人”解释为只是个别的个人，我感觉是甜的就是甜的，陷入了主观主义和感觉主义，否认有客观的真理，甚至提出只有维护强者的利益才是正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挺身而出，以螫刺、惊醒雅典的“牛虻”自居。他经常和智者、青年们讨论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等伦理问题，他们都以某一具体的实例作为回答，苏格拉底挑出其中的矛盾，迫使他们承认自己的无知。这就是苏格拉底使用的辩证法，也是“辩证法”一词的原始含义。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几乎全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和精采表述。
　　原来苏格拉底所要探求的并不是某一特殊的可以称为正义或勇敢的道德行为，而是正义作为正义或勇敢作为勇敢的普遍的本质定义，它不是依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爱好，也不是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它应该是普遍适用的，在同类事物中只有一个，它是纯粹的，是永恒不变的，是绝对的。这样的正义或勇敢（的本质），是只有理性才能认识，感觉无法认知的。人从感觉产生意见，它是不确定的，甚至是虚幻的；只有从理性才能产生确定的真正的知识，才能认识客观真理。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将理性提高到最崇高的位置，可以说他将“人是万物的尺度”又提到“只有人类理性才是认识和评价万物的最高准则”的高度。
　　柏拉图将每一同类事物的本质定名为Idea，一般译为“理念”。柏拉图在有些对话中是将它解释为思想中主观的“念”的，但在更多处却说它是理性认识的对象，是客观的存在，所以有入主张译为“型”或“相”，本书均译为“相”。对于苏格拉底提出的什么是正义或勇敢的问题，柏拉图认为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正义有“正义的相”，勇敢有“勇敢的相”。他由此创立了被称为“相论”的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主要见于他的中期对话《斐多篇》和《国家篇》。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提出的完整的哲学体系。两千多年来，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影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对世界哲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柏拉图的相论中出现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相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变幻的。这样便发生了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它们是不是相互分离的？这就是说，相的世界是不是也和现实世界一样，是独立自存的？早在柏拉图的学园内部，在他的学生们中间就已经为这个问题发生争论，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便有两处批评柏拉图将“相”和具体事物分离的学说，他认为普遍只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而不能在具体事物之外独立自存。这个问题是哲学史上著名的所谓分离问题，两千多年来许多哲学家一直围绕这个问题争辩不休。
　　这个相和具体事物的关系，从本体论说，就是普遍和个别的关系；从认识论说，就是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从政治和伦理生活说，也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关系。这些都是历代哲学家、思想家永恒讨论的话题。……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60年前，陈先生将当时欧洲大陆流行的这种严格的学术研究方法介绍进中国，他用这种方法研究译注了这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
　　王晓朝告诉我：在翻译这部《柏拉图全集》以后，他们几位年轻的学者还将对柏拉图的对话，分篇进行研究注释。我想，这将是大大推动我国希腊哲学史研究的好事。翻译和研究本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翻译必须先对原著的逻辑有所研究和理解，所以是以研究为基础；研究既然用中文写出，也就必须对原著有所翻译。现代西方学术界对于研究古典著作又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如分析法、解释法等。现在中西方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我国的年轻学者们既可直接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又经常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当然可能以新的研究方法创造出新的研究成果，既参考借鉴前辈学者的经验，又超过前辈学者的成就。
　　从70年代我们开始编写《希腊哲学史》起，王晓朝就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并为该书第一卷编写“译名对照表”。他在原杭州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便已从严群先生修习古希腊文；后来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专攻古希腊文两年。他的希腊文根底，应该说是比较着实的，但他还谦虚地说：“译者至今仍未能达到抛开辞典和各种已有西文译本，仅依据希腊原文进行翻译的水准。”他以娄卜丛书《柏拉图文集》的希腊原文为基准，参考了学术界公认的权威英译本。这种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我只读了其中之一短篇对话，对他的译文不能妄加评说。好在译者以极为诚挚的态度，欢迎读者的批评。我认为要使我国的学术研究繁荣起来，学术批评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学术评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态度上，应该是经过读书研究，采取平等的切磋讨论的方式；而不应该是盛气凌人、毫无根据地扣大帽子的“大批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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