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被称为地方之史,是研究-地历史状况的重要史料。《(乾隆)东安县志》为研究廊坊地区地方文化的第一手资料,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二十二卷。正文前有清乾隆十四年(1748)李光昭《东安县志序》及清乾隆十四年(1749)周长发《东安县志序》,图目七幅、正文分十七门六十四目,内容非常丰富。
今廊坊市安次区,古称安次,元代称东安州,明清两代称东安县,1914年复旧名安次县。自金元定都北京以来,安次便为畿南首邑。此地“南接雄霸,北控燕云,拥三关而萦九河”,“北拱燕台,东环潞水,气映西山之嵯峨,泒分津门之澎湃”。这样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促进了古代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凡城市村墟,星罗棋置,烟火万家,亦彬彬乎名区也”。地杰而人灵,民富而文萃,“以致涵灵毓秀,酝酿人文”。其实,作为汉代就已立制的古县,风华物茂,名流久传,“名卿巨公,忠孝节义彪炳于载籍者,实甲于渤海诸邑”,而安次的优秀历史文化、名人风骨无不有赖于县志的记载与留传。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史存国续,志纂县兴。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史载一代兴亡之迹,志备一方文献之征”。县志对于一个县而言,就是其历史渊源和人文根脉,是凝聚一方、地域认同的载体。游子萦牵梦里、叶落归根的深厚情感,后人见贤思齐、崇德求义的良风善俗,无不真切地体现在县志中,又无不依赖于县志得以弘扬。而县志的修纂和县志的整理,是珍存一县历史全貌、挖掘传承一县文化的前提和基础,需要全县各界人士共同重视和攘助。
最早记载安次的志书为元代《东安县图志》,该志虽在明代《文渊阁书目》、清代《(光绪)顺天府志》中都有记载,但编纂者与卷数均已不详。其次为明初《东安县志》,编人明代《文渊阁书目》时已是“志久佚,无法考知卷数及撰者”了。还有明嘉靖时本县人张文举编纂的《(万历)东安县志》,明后期收藏人内阁,清初佚散,也无法确知卷数详情。现存最早的县志为明天启五年(1625)刻本,即由明代郑之城、边仑等修纂的《(天启)东安县志》,记事止于天启五年。清代的有康熙十六年(1677)付梓的《(康熙)东安县志》,由王士美始修,李大章等终稿;另有乾隆十四年(1749)刊刻的《(乾隆)东安县志》,由时任县令李光昭聘任周琰编纂完成。民国时期则有1914年由刘钟英、马钟琇纂修并付梓的《(民国)安次县志》。这四种志书既有单行本,也有成书于1936的合刊本。明天启、清康熙两部《东安县志》在国内都是孤本仅存(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亦存者寥寥。
今廊坊市安次区与廊坊师范学院进行合作,廊坊师范学院以金久红教授为首的科研团队,便以《(天启)东安县志》《(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的初刊本为底本,以《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本为对校本,对四部珍稀旧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点校,历时五年而成。这项工作,无论是对安次县志本身的文本存传,还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弘扬,或是对地方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序
序
东安县志目录
凡例
重修东安县志职衔姓氏
东安县志卷之一
东安县志卷之二 建置志
东安县志卷之三
东安县志卷之四 巡幸志
东安县志卷之五 赋役志
东安县志卷之六 赋役志田赋
东安县志卷之七 赋役志
东安县志卷之八 风物志
东安县志卷之九 机祥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 职官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一 选举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二 选举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三 人物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四 贞烈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五 河渠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六 古迹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七 艺文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八 艺文志
东安县志卷之十九 艺文志奏疏
东安县志卷之二十 艺文志列传
东安县志卷之二十一 艺文志
东安县志卷之二十二 拾遗志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