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千年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的这个星球，海洋总面积约为3.6亿平方公里，占地球表面的71％。而且，地球上的海洋是连在一起的，海洋是大陆和岛屿人民融入世界的通道。浩瀚的海洋中还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海洋与人类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仅大陆海岸线就有18,000多公里；中国还有11,000多个岛屿环列于大陆周围。这就为我们中华民族开展海上活动，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上交通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然而，古代中国最早开始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方向和通道却并不是东部的海洋，而是西部的内陆。因为古时航海技术不发达，人们不可能从海上走得很远，只能沿着陆地步步为营地去探索神秘遥远的未知世界。这样，早在两千多年前，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把中国和欧亚大陆腹地连接了起来。但是，这条在汉唐时期曾非常活跃的陆上丝绸之路，却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陆路要通过许多民族和国家，如果其中有一个发生变乱，或为垄断丝绸贸易，控制了一段道路，就会影响全线的畅通；其次，陆上丝路地处内陆，只能向西外运，而中国的主要外销商品如丝、瓷、茶的产区，都在东南沿海，这样长途向西运输，既不经济，又不方便，而且陆路还难以到达海上诸国；再次，陆路自然条件恶劣，要越过高山大漠，行程艰巨，运量有限，时间久，费用高。这些致命的弱点，限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而陆路的这些缺陷，恰好是海路的优点。浩瀚的大海很难被哪一个国家所控制，也不容易受到沿岸国家的影响。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陆路不能前往的海岛国家，从海上都可以畅通到达。中国东南海岸靠近商品产地，海船的运输量比骆驼不知要大多少倍，而且费用低，损耗小，运输的时间也相对较短。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丝绸之路”的重心逐渐由陆地转向海洋，而且日益兴盛起来。
从地理上来看，海上丝绸之路起自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东南亚和南中国海，穿过马六甲海峡，横越整个印度洋，抵达西亚和东非，进而再延伸到南非、北非和欧洲，是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一条海上大通道。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海上丝绸之路”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的航海技术就已较为成熟。航海者们对海洋的季风规律已有所掌握，能够利用各种星体来定向导航，并且能制造有分隔舱的远洋船舶。借助于这些技术，汉代中国的沿海商民除穿梭于传统的近海航路以外，最终开辟了经马六甲海峡到北印度洋的海上航路。这一时期，除了由中国驶向西方的海上航线外，还有从地中海、红海、印度洋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印度、罗马、希腊商人也在努力开拓前往东方的海上商贸。中西双方在海上相遇，共同构筑了贯通东西方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
到唐朝时期，对远洋帆船的安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水密舱”技术的熟练运用，让中国的远洋船队不但能轻松地穿越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而且能够从广州直航红海和东非海岸。同样，东来的阿拉伯商人辗转于中国沿海地区，广州一度成为他们重要的商业中转站和聚居地。为此，唐王朝在广州专门设立了划定给这些外国商人居住的“蕃坊”。而且，由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相对稳定的南方地区对外贸易明显增加，进一步刺激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宋元时期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愈发成熟，而且中国人还将指南针运用到了航海活动中。指南针后来又传到了波斯、阿拉伯和欧洲航海者手中，海上贸易交通和文化交流也因而更为频繁。此时的中国泉州已发展成国际性大都市，聚居着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外国侨民，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犹太教、摩尼教等各种外来宗教也纷纷传入这里。13世纪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4世纪的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都曾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他们在游记里均描述了当时中外海船往来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繁忙景象。
明朝初年，中国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次远航，历时28年，曾到达亚洲、非洲的39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东南亚、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郑和船队十分庞大，有60多艘可容千人以上的大型宝船，再加上中小型船只共200余艘，人数多达27,000余人。其船队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航程之远、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在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都是空前的。这也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其后的明清两朝，是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的时期。明朝因“倭乱”兴起，海防压力日渐凸显，不得不实行海禁；继承明祚的清王朝也因为以郑成功为首的海商势力兴起的缘故，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再加上欧洲殖民者的到来，面对西方人的殖民、商业、传教、掠夺和战争，更使得清朝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放弃了海上丝绸之路，也放弃了海洋。这一时期遍布中国海岸的海防遗迹就是明清两朝对外政策的象征和历史记忆。
16世纪，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西方各大国相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最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道非洲南端到达亚洲的新航路；稍后，西班牙人又开辟了从大西洋绕过美洲前来亚洲的新航线；随后，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接踵而来。欧洲人开辟的新航线，与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结，把这条海上通道延伸为全球性的贸易网络。尽管如此，16－18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态势依然称得上蔚为壮观。[[1]]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欧洲人的炮舰渐次浮海东顾。当传统的东方海洋文明面对新兴的西方海洋文明的时候，昔日的友好交流已经演变为血与火的文明对抗。至此，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导者已不再是中国，也不再是沿线的亚非国家，而是西方列强。此时航路上往来的货物，除了欧洲人喜爱的中国丝绸、瓷器和茶叶外，还有肮脏的鸦片以及大量欧洲的工业产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殖民体系开始崩溃，西方国家垄断和控制世界海洋，独霸国际海上航路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获得了新生，回归到它真正的主人——沿线各国人民的手中。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家主权的独立，经济社会的发展，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利用也越来越广泛，使之成为了一条造福各国人民的国际通道。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这条昔日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2013年底，中国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更是使这条古老的海上通道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虽然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但中国古代文献中并没有“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一词。
“丝绸之路”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地质学家和东方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于1877年在其著作《中国》（第1卷）中提出来的。他在谈到中国经西域到希腊、罗马的陆上交通路线时，因大量的丝和丝织品经此路运往西方，便将此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后来，学者们又将“丝绸之路”的说法延伸到海上。最早提出“海上丝路”概念的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他在《西突厥史料》中称“丝路有海陆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967年，日本考古学者三杉隆敏出版了《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一书，最早正式使用“海上丝绸之路”一词。[[2]]
在中国，虽然一直有学者在研究中外关系史、中西交通史和南洋交通史，但并未正式提出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1974年6月曾在其论文《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中讨论过“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的观点。直到1981年5月，北京大学的陈炎教授在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略论“海上丝绸之路”》（后经修改载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3期）的论文，中国国内才逐渐兴起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热潮。1990年10月－1991年2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3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参加的“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考察活动，对10多个国家的20多个港口进行了访问和考察，并在福建泉州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更加广为人知，并被广泛使用。[[3]]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贸易往来的通道，也是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希腊、罗马、埃及、波斯和印度等世界文明古国连接起来，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往传播、互相影响，推动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同样，当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能促进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和人员交流，而且能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文化障碍，实现人类的和平、和谐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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