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凤凰——水族（中华民族文化大系）_罗春寒编_9787545219302

《大山凤凰——水族》是\"中华民族文化大系\"中的一种。全书汇集一流水族研究学术成果，从地理、历史、民俗、农业、宗教、教育、艺术、语言文学等方面，采用主题论述、典型分析、延展阅读、田野调查报告，以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表述形式，全方位地展示、分析水族文化，为各民族读者了解、认识水族打造一张\"文化名片\"。

水族文化之花盛开在都柳江畔
罗春寒水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而且还有一种古老文字——“水书”，它是我国南方仅有的几个拥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之一。水族全国总人口约40万人，主要聚居在贵州省南部的三都水族自治县（以下简称三都县或三都）及周边的荔波县、独山县、榕江县、丹寨县以及都匀市等，广西和云南也有少量分布。
公元2000年以来，有关水族的研究，特别是水书的研究俨然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学术新宠。在水族聚居的贵州省三都县和荔波县更是掀起水书抢救与保护的热潮，短短几年间，两个县从民间征集到水书手抄本多达数万册，有数十本水书被国务院列为“珍贵古籍名录。”贵州民族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等高校有近10个水书研究项目被列为国家社科规划课题。学术界公开出版、发表有关水族、水书研究或水书译注的专著二十余部、论文百余篇，其中还有一些是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可谓史无前例，蔚为壮观。从研究方向看，通过研究水书起源来重构水族历史最为引人注目，由此引起的学术争论也倍受关注。
传统学术观点认为，水族是南方土著，是百越族群支系骆越的一支，与壮侗语族其他民族同源。大约在秦汉之际，水族先民就已繁衍生息的在贵州南部与广西接壤的地带。到唐代，水族已从骆越母体脱胎而出发展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近年来，随着水书研究深入进行，一些水族学者大胆提出水族起源于中原河南睢水流域的论断，认为水族先民原是殷商王朝掌握文字的“祭师”，殷商灭亡后，这一掌握文字的族群走上漫漫迁徙逃亡之路，先是过黄河、跨长江来到岭南，与当地百越族群融合，后为逃避秦始皇大军征讨才向西北迁徙到现今居住地。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学术上的广泛争议。笔者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非水族学者往往主张第一种观点；而水族学者则大多支持后一观点。孰是孰非，恐一时难以定论。
更有趣的是，最先提出水族系殷商后裔观点是汉族学者而非水族学者。上世纪40年代，因为抗战爆发，随上海大夏大学等高校西迁到贵州的著名学者吴泽霖、张为纲、岑家梧、陈国均等有机会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做田野调查，他们在水族地区意外发现深藏民间的神秘水书。岑家悟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中首次向世人透露了水书不仅有所谓的“白书”，即常见普通水书，而且还有一种专门用来攻击他人或防止他人攻击自己的“黑书”，不过因“黑书所见不多，且鬼师不轻易示人”而未能深入研究。他认为从水书构造形式和内容看，水书与商代甲骨文有密切的联系。他的结论是：“水书字迹与刀刻的甲骨文及金文有颇多类似，至少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水书为一种巫术用书，水书的制造的时代极为古远；水书制造的地点初在西北一带；水书由北方次第传入江西；水书初传入江西水家后，水家由江西迁入黔省，乃携之俱来；水书是一种被压迫民族的文字。”张为纲在《水家来源试探》也认为水书与甲骨文有关联。他说“今日之水书，已失却文字的功用，转而为咒术之工具。然细考其字形，竟有与武丁时期之甲骨文字极为近似者。”且在尚鬼方面与殷商文化也有共同之处，“今日水家之所以‘鬼名’繁多，所以尊崇巫师，所以有为咒术用之‘反书’，皆可为殷代文化遗留之铁证。”他得出结论：“今之水家，盖即殷之遗民无疑”。
几十年后，一些水族学者秉承老一辈学者观点，并加以补充论证，以此重构水族起源史。其理由主要是：水族自称“sui3”（音译“睢”），根据古人有以祖居地名自命族名的习惯推断，水族最早应起源于殷商时代的河南睢县、睢水流域。在民间信仰方面，水族民间盛行尚鬼习俗，且有关鬼的名称多达数百个，与殷人尚鬼的占卜文化相吻合。此外，水语中保留不少古汉语词汇，也说明历史上水族与汉文化交流密切。因而得出水族非南方土著，而是“远古走来的贵族”的结论。
对此，一些非水族学者不以为然。中国社科院民研所梁敏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再次重申水族是南方古老民族的观点，他指出水族学者认为水族起源于中原睢水流域观点是主观臆断，牵强附会，没有依据。他进一步指出，水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是借用古汉语的结果，因为这些借词中恰恰没有发现能够反映水族起源信息的基本词汇。中山大学张振江通过实地调查，在水族学者姚福祥研究基础上，写成《水书与水族地方社会》一书，通过对水书《陆道根原》每个条目的详细释读，并运用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断定水书起源时代晚至明清之际，甚至是清中期。黔南师范学院梁光华等人则从鲜见明代水书实物的角度论证水书起源不会早于唐代。
时至今日，这场学术争论似乎已归于沉寂，尽管结果莫衷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但理性看，学术争鸣是件好事，毕竟百花齐放要比一家之言更能让人视野开阔，丰富知识。可以说，最近十余年来水族或水书研究的成果已向世人展示这样一幅图景，即有关水族或水书起源的研究还有很广阔的讨论空间。其实，这场学术争议的出现也不是偶然，因为我们祖先能够留下来的有关水族族源史料信息实在太少，考古资料更是空白，明清史籍虽有记载，要么片言只语，要么语焉不详，口碑传说的东西又不足信，这种情况下，要想把水族的族源彻底说得清道得明，也绝非易事。
说到这，我们还是要再费点口舌说一下水书。或许有读者会问，水族既然有自己古老的文字，为什么不用水书来记载水族自己的历史呢？原因很简单，水书字数太少，区区数百字的水书（不含异体字）无法组成能够满足人们日常信息交流需要的所有完整句子，所以即便全部认识水书的几百个单字，如果没有水书先生讲解，一般人是无法了解水书其中的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水书也还不是完整成熟的文字系统。事实也是如此，今天的专家学者在现存的数万卷水书文献中，没有发现也不可能发现有专题记载水族历史发展过程的相关内容。
不可否认的是，水族文化有其独特之处，特别是水书更独具特色。水族周边不乏壮族、侗族、布依族、瑶族等人口较多的民族，为什么仅有水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字，且有相当深厚的民间基础，确实令人费解。不仅如此，水语中为什么保留有大量古汉语借词？也值得深思，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历史上水族与汉族曾有过密切而长久接触，使文化的互相学习互相交融成为可能。但从已有的汉文献看，汉族对水族了解又是很晚近的事。历史学者证实，汉文献确切记载水族的当属明末清初广东南海人旷露所著的《赤雅》一书。这本被誉为明代《山海经》的风物志书，明确记载“水亦僚类”，意为水族人属南方“僚”支系。至于唐宋时期的史籍关于“水曲”、“东谢蛮”、“南蛮”、“抚水州”等的记载，是否与今天的水族有直接关联，至今仍存大巨大争议，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水族简史》中列举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重修月潭寺公馆记》一文提及水族，经笔者实地考证，纯属误读。实际上，王守仁文中所提的系木老人，而非水族。从古至今，黔东南黄平、施秉、镇远等地从未有水族先民居住过。错误的产生系将“木”字误认做“水”字所致。汉文献关于水族的记载，大多数还是出现在清雍正“改土归流”之后，当时称水族为“水家苗”、“水家”或“仲家”等。清中后期绘制的《百苗图》、《黔苗图说》等文献均单列有“水家苗”图录，并明确记载“水家苗在荔波县”。
至于水书也是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直至清咸丰年间的1860年，被誉为“西南巨儒”的莫有芝在其《红崖古刻歌》及其注释中才首次向世人透露水族地区有水书存在，距今也不过一个半世纪。无独有偶，水族地区曾流行一种造型独特的石棺墓葬形式，在今天的三都、荔波、独山、榕江、都匀等县市均有发现，仅荔波县水浦村就发现水族古墓300余座。据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宋先世等实地调查发掘，这些墓葬绝大多数也是清中后期的东西，清以前水族墓葬绝少发现。由此可以推断，水族与汉族间的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接触应当发生在“改土归流”之后，至今还不到300年。换言之，清代以前的水族地区很大程度仍属所谓“化外之地”，水族社会还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外部社会对其知之甚少。到民国时代，在地方编修的方志中，如《三合县志略》等开始出现关于水族的民族志记载。抗战时期，前文所述的吴泽霖等学者那几篇关于水族或水书研究的论文发表后，水族及水书的神秘面纱才慢慢被揭开。
按照笔者的理解，水书的形成受汉文化直接影响是肯定的，但其中也融入了水族文化成分。至于其产生年代，应当是在水族形成之后，也即先有民族，后有文字，而非先有文字，后有民族；如果说水书历史早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显然与史实相背，不合逻辑。至于水书形成具体时代，应当是形成于明代。因为这个时期的贵州，交通枢纽，战略要冲之地遍设卫所，借助军屯、商屯，民屯，汉文化得到传播，水书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到了清初水书得到进一步发展，清中后期至民国时代是水书最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发现的水书实物也最多，20世纪中叶后水书慢慢走向衰落。
总之，由于缺少确凿可信的文献史料及考古资料，使得水族学者与非水族学者间在论证水族族源及水书起源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执一辞，互不相容的尴尬局面。但在笔者看来，水族传统文化如何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使之在当今迅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能够延续、生存下去，恐怕这才是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的首要问题。
200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水族的端节、马尾绣和水书这3项文化遗产榜上有名。此后，各级地方政府开始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工作，水族也不例外，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从目前情况看，在水族3项国家级非遗产目录中，水书的保护与传承存在问题最多，保护现状最令人担忧。有学者甚至悲观认为，长此以往，再过几十年，水书将变成“死书”。由此可见水书保护传承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巨大挑战。
就水书保护现状而言，地方政府存在两大操作上的误区，应引起足够重视。一个误区是简单把征集水书入藏档案馆、博物馆视为保护水书的必要手段，认为只要把所有的水书收集起来保管好就是对水书最好的保护。殊不知，这是一种弄巧成拙、越俎代庖做法，后果很严重。水书被人为搬离水族村寨，人为割裂了水书与水族社会之间天然的联系，可以想见，离开水书先生，离开生存所必需的社会生态环境，水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加速消亡不可避免。按照民族学功能学派的理论观点解释，水书具有指导人们趋利避害、逢凶化吉的功能，这正是水族传统社会最需要的东西，有需要就会有存在，历史上，水书能够长期存在于水族民间社会，也正是这个道理。第二个误区是为发展地方经济和宣传水书，不少地方生编硬造许多具有“现代”气息的新水族文字，误导世人，篡改传统水书本来的面目，也不利于水书传承发展。现在人们来到水族地区，用水书书写的各种牌匾、标语、对联随处可见。不少地方党委、政府单位甚至商家店铺的铭牌在汉字旁边增加了新造的水族文字，水书似乎成为一种自我造字功能完备的文字系统。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仅有几百个单字的水书里是不可能具有“人民政府”、“委员会”、“热烈欢迎”、“开工仪式”这样的文字存在的。
除水书之外，水族还有其他与众不同的民族文化，颇耐人寻味。首先是水族的节日文化，水族有“端节”和“卯节”两大节日文化系统。水族内部有过端节群体的不过卯节，过卯节群体的不过端节的说法，形成独特的“端节文化圈”和“卯节文化圈”。尽管这两个节日均被视为水族“年节”，但时间不同、目的不同、形式也迥异。相形之下，端节群体分布区域范围更宽更广，水族地区素有“端十六”说法，意指过端节的族群多，有赛马的“端坡”也很多。以今天的行政区域看，过端节的水族分布在都匀、三都、独山、荔波、榕江、丹寨等县市，几乎覆盖所有水族分布地。相形之下，过卯节的群体仅局限于三都、荔波、榕江、从江四县相毗邻环月亮山区的部分水族。一个民族内部存在两大年节性节日，互不兼容，也互不排斥，和谐共生，当是民族内部多元文化共存和认同的典范。其次是不同地区水族的民族认同具有高度统一性。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以及各民族间文化互相交流影响，不同地区水族妇女服饰有不同特点，甚至可以说差异较大。三都县三洞、中和、水龙一带的水族妇女服饰，头帕以白色为主，上衣颜色以蓝色最常见，裤脚有花边装饰。荔波、三都九阡一带则是黑色为主色调，头帕、衣裤均为黑色；榕江、雷山、三都都江一带水族，以黑白相间方格头帕装饰，上衣以蓝色、墨绿色为主，但较三都、荔波稍短；从江摆亥水族妇女服饰，虽以黑白方格头帕包头，但其下身着百褶裙、包绑腿、腰前拴围腰，腰间两侧悬吊银质腰坠至膝的装饰，可谓独树一帜。至于都匀和丹寨的水族妇女服饰，因为分别受布依族和苗族的影响，其装束已分别与当地的布依族或苗族大同小异，水族服饰元素已基本消失。但这种情况丝毫没有影响到不同地区水族之间的认同。
水族内部认同为什么高度统一？主要原因无外乎有两个，一是语言内部一致很大；二是全民信仰水书。语言学家研究表明，水语内部一致性较大，仅有土语区别，没有方言差异，不同地区水族均可使用水语沟通交流，这对于维系民族认同至关重要。众所周知，语言是民族认同和民族识别最重要因素之一。千百年来，水族生息繁衍在现今居住地，在民族内部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矛盾冲突，“端节文化圈”与“卯节文化圈”互相认同，这与水族语言内部高度一致有莫大关系。水族历经千百年，在民族交流接触中尽管或多或少受到其他民族文化影响，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但内部认同高度一致，除有语言一致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即水书这一精神支柱的作用不容忽视。调查发现，水族社会至今对水书的虔诚迷信程度令人惊奇。时至今日，水族成员还普遍相信，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不吉利事象均是“恶鬼”作祟使然，要逢凶化吉，或避害趋利，非通过相关水书词条禳解不可。特别婚丧嫁娶、建房造屋等重大民事活动选择良辰吉日，没有事先通过水书先生测算是不可想象的事。在很多边远的水族村寨，水书至今深藏民间，如前所述，三都、荔波两县能够在短短几年间，顺利征集到成书于清中后期至民国年间的水书数万册，算是一件可观文化抢救工程。其数量按1949年全国水族人口不足14万人计算，几乎每10个水族人中就有4本水书，这其中还未把文革时期被销毁的水书计算在内，由此不难想象水书在水族民间收藏量有多丰富。在今天的丹寨县，有的水族村寨因为受苗族文化影响，不仅改着苗装，甚至语言也转用当地苗语，但在民族认同上，他们仍自称水族，并对水书深信不疑，把水书视为自己区别于苗族的民族标签。在他们看来，本民放的服饰和语言可以放弃，但民族认同的精神支柱水书信仰却不能放弃。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原因，汉族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使得汉族的文化一直占据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位置，被视为所谓的“正统文化”。在“文化中心主义”观点的影响下，历史上的汉族也往往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视为“异文化”加以歧视，很多少数民族族名都有“犭”旁以示区别于汉族，由此造成相互间的隔阂和误解，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不应有的污点。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影响下，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观念深入民心。互相尊重，团结友爱，成为共识，民族间的友好关系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可以用史无前例来形容。但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的发展水平并不一致，还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时代变迁，社会的发展进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伴随现代化步伐，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巨变，保护传统文化又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多元文化观念又成为全社会普遍共识，人们在关注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开始审视其他民族的文化。人们不禁会问，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为什么不同民族文化不同？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亮点”体现在什么地方？怎样从文化差异上认识了解一个民族？学术著作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文字描述过于专业，难以让人一目了然。而互联网的普及，通讯手段的丰富，人们获取资讯的渠道大量增加，更是使得“信息爆炸”演变成“信息泛滥”，面对汹涌而来的无限增长的信息已让人们感到无所适从，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信息海洋中迅速而准确地获取自己最需要的信息，变得非常困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短时间内正确认识了解中国的56个民族以及他们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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