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_罗志田著_9787108061782

　　从根本言，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前波后波，“互起互伏，波波相续”。在各种秩序全方位解体的时代，很多时候真是风雨如晦，个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只能徘徊彷徨于过渡期中。
　　近代这个风云时代的构筑者很多，读书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群体。由于曾为四民之首，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感到困惑，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正是《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的故事多与读书相关，却又越出读书之外。
　　《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讲述的，就是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什么是历史的主体？或谁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众多历史从业者萦绕于心的问题。据梁启超的看法，司马迁的写作精神就是“以人物为历史主体”，故他的《史记》也“以人物为中心”。后世虽传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形式，其实没得到他的历史精神，盖“《史记》之列传，惟借人以明史”；而“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历史的主体是人，这一点当永不忘记。
　　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当表现在人身上。中国传统史学本特别注重“人”，所谓“纪传体”史书，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典型体现。这一传统流传了两千多年，但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而开风气者仍是梁启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流传甚广，百年来多被视为对旧史学的正确概括。那时的梁启超以为，纪传体这种旧形式不过是一篇篇的纪传像“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在那里，简直就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而新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寻求历史的公理、公例（《新史学》《中国史叙论》）。
　　随着天下的崩散和国家（以及社会）的兴起，逐渐形成以国家为基本历史叙述单位的趋势，个体的人也日渐从历史叙述中淡出。这种新史学风气的影响是持续的，迄今不衰。我在2009年曾提出“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希望把我们史学中日渐稀少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不过那主张没产生什么影响。好几年后，王汎森兄还不得不以专文探讨历史叙述中“人的消失”。
　　其实就是要侧重国家和社会，也离不开个体和群体的人。如瞿秋白所说，想要“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决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一个社会的心灵，当然只能反映在人的身上。任何个人的观感都有其个别性，然正如滴水可见太阳，个人的观感也无不可以反映所谓时代精神，研究者不难从中看出并把握时代的脉搏。简言之，历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现在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之中。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