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现代佛学名著_梁漱溟著_9787100157452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首次出版于1921年，距今已七十余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现在以横排本重新问世，也主要是为适应人们了解和研究现代新儒学这一中国当代重要思潮的需要。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华现代佛学名著》将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比较东西文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与民主的原因，以及以后我们的文化该向何处走等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主张东方文化应该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学习有利于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而非盲目否定自我、全盘西化。

　　晚清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比较特殊却又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与清王朝的极度衰落相对应，中国佛教也进入一个“最黑暗时期”。在汉传佛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宁波天童寺的“八指头陀”和南京金陵刻经处的杨仁山居士，一僧一俗，遥相呼应，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佛教复兴运动。
　　晚清民国的佛教复兴催生了一大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佛教思想家。其中，既有以佛教为思想武器，唤醒民众起来推翻封建帝制的谭嗣同、章太炎，又有号召对传统佛教进行“三大革命”的太虚大师，更有许多教界、学界的知名学者，深入经藏，剖析佛理，探讨佛教的真精神，留下了数以百计的佛学著作。他们呼唤佛教应该“应时代之所需”，走上贴近社会、服务现实人生的“人间佛教”之路。这种“人间佛教”思潮，对当下的中国佛教仍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晚清民国佛教复兴的另一个重要产物，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一大批哲学、佛学名著。诸如谭嗣同的《仁学》、太虚的《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这批著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既推动了当时中国佛教实现涅槃重生，实现历史性转变；也是那个时代整个社会思潮历史性转向的一个缩影，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话中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人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从宗教、文化传播、发展史的角度说，佛法东传，既为佛教的发展焕发出生机，又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活力。13世纪后，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日渐消失，与此不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却是另外一种景象。自两汉之际传人中国后，两千多年来，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在既相互排斥斗争，又相互吸收融合的道路上砥砺前行，逐渐发展成为一股与儒、道鼎足而三的重要的思想、学术潮流。此中，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契理契机，是其所以能不断发展壮大、历久弥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中国化，尤其是中国化佛教的形成，既成就了佛教自身，也进一步丰富和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首先，中国化的佛教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最能体现中国佛教特质的“禅宗”，它本身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对此，学界、教界应已有共识。
　　其次，佛教的中国化，一直是在与中国本土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佛教对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许多方面也是人们所始料未及的。
　　就哲学思想而论，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思想，自魏晋南北朝起，就与外来的佛学产生深刻的互动乃至交融。佛教先是依附于老庄、玄学而得到传播，但当玄学发展到向、郭之义注时已达到顶点，是佛教的般若学从“不落‘有’‘无’”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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