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沟口一生丰富的学术活动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日本却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换成沟口更喜欢的用语，或许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倾向于把大于体制的相互扶助作为社会的一般性原理，而日本社会则倾向于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之中进行竞争？
作为前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大家，沟口对于清末民初之际的研究比重不大，而对于民国时期的研究则更为有限。但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当然也包含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在沟口看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花费了三十八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建国的任务，这个时间的长度说明了中国在历史转型期所承载的重负——这是一个在列强威逼之下完成转型的艰难过程；而日本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之所以可能得逞，都仅仅因为其实质是这个特定转型时期的“乘人之危”之举。沟口不仅对于日本这个不光彩的行为有严厉的批判，更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日本内部军国主义的思潮发出过警告：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傲慢自大态度，是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基础的，这个时期日本乘人之危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何来夸耀的资本！而当这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亦即当中国历史的转型已经完成之际，日本不可能再重走当年的军国主义老路，也不可能以东亚大国自居，日本应该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合乎实际地成为一个以科技贡献为主的“小国”。沟口这个近二十年前的警告，今天显现了比当时更为真切的现实感，这或许正是他历史眼光的好体现。
继201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沟口雄三著作集前四本之后，经过译者们的共同努力，后四本的翻译也终于面世，沟口先生一生著述的主要代表性文字得以相对完整地呈现给中国读者。这个翻译的过程，对于我个人而言，也是一个深入的自我训练过程。在沟口先生的思想世界中谨慎地前行，使我获得了中国历史世界多姿多彩的、有生命力的思想投影；当这些鲜活流动的投影在沟口先生感性而思辨的论述中逐渐形成一个动态结构的时候，我真实地体会到了在历史中寻找原理、探寻历史动力这项思想工作的魅力。
在沟口一生丰富的学术活动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意识，这就是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日本却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换成沟口更喜欢的用语，或许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倾向于把大于体制的相互扶助作为社会的一般性原理，而日本社会则倾向于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之中进行竞争？
作为前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大家，沟口对于清末民初之际的研究比重不大，而对于民国时期的研究则更为有限。但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结构当然也包含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在沟口看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花费了三十八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建国的任务，这个时间的长度说明了中国在历史转型期所承载的重负——这是一个在列强威逼之下完成转型的艰难过程；而日本从甲午战争到侵华战争之所以可能得逞，都仅仅因为其实质是这个特定转型时期的“乘人之危”之举。沟口不仅对于日本这个不光彩的行为有严厉的批判，更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日本内部军国主义的思潮发出过警告：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傲慢自大态度，是以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为基础的，这个时期日本乘人之危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何来夸耀的资本！而当这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亦即当中国历史的转型已经完成之际，日本不可能再重走当年的军国主义老路，也不可能以东亚大国自居，日本应该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合乎实际地成为一个以科技贡献为主的“小国”。沟口这个近二十年前的警告，今天显现了比当时更为真切的现实感，这或许正是他历史眼光的最好体现。
沟口雄三，（1932~2010）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32年生于名古屋市。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67年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毕。 历任埼玉大学教养部助教授，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沟口雄三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前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因罹患帕金森病，於2010年7月13日凌晨1点，在东京都练马区一家敬老院逝世。 沟口历任一桥大学与东京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并是日中专家研讨项目“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骨干成员。著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国的冲击》等。
代译序 乡里空间与乡治运动
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
转型期的明末清初
动荡的清末民初时期
辛亥革命新论
中国儒教的十种形态
儒教复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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