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美国人和德国人而言，斯特恩是一位活着的国宝——一位受人尊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杰作阐明了德国问题，并且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国家复杂和深受折磨的灵魂。现在，他总结了作为一个出生于德国的美国人的人生经历，并用感人和私人化的方式阐述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在这两个国家里，他都留下了经久不衰的印记。此书是一本重要的回忆录，无疑也将成为一本经典之作。
——理查德· 霍尔布鲁克，美国前驻德国大使
以家族的遭遇和本人作为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的学术经历为依据，弗里茨·斯特恩的《我的五个德国》无疑是一部既非常个人化，又非常严谨的学术性著作。没人能像斯特恩这样清晰地阐明那些塑造了德国现代史的成就与灾难。——詹姆斯·希恩，斯坦福大学
一本精彩的书：健在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解读现代德国，也是一位充分理解自己经历的人所撰写的一部罕见的20世纪生活回忆录。值得每一位公民认真阅读。
——托尼·朱特，著有《战后欧洲史》
这是一本理性的日记，记录了不受感情左右的对自由的信念，这种自由脱胎于残忍暴行并由严谨的历史研究所培育。弗里茨· 斯特恩向德国和美国提出了富有学识且更具针对性的呼吁，希望各自都能展现出其更好的一面，并以此不断地丰富着这两个国家。
——马克斯· 弗兰克尔
从出生并成长在一个消失了的德国，到成为艾伦· 金斯伯格的大学辩论队队友，再到美国驻德国大使馆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的生活经历非同一般。读过这本书的人非常幸运，因为该作者没有听从年轻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他的忠告：研究医学，而不是历史
——亚当· 霍赫希尔德，著有《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
1944—1945年的冬季，当夏尔·戴高乐将军首次访问苏联时，他去了斯大林格勒，这是德国军队涉足最远也是败得最惨的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在凡尔登与德国人作战时受伤并被囚禁两年多，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成为抵抗德国人的自由法国阵线的领袖。在颇为逼真的传说中，戴高乐将军站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间，对一位助手低声说道： “Quel peuple ！”（这是什么样的人民啊！）翻译询问道：“您是指苏联人？”“不，”戴高乐回答说，“是指德国人。”
戴高乐将军在这块饱受战火摧残的土地上所做出的简洁精准的判断很好地描述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充满戏剧性的德国事件，这一点他有清晰的把握。他所提及的“人民”曾经在 1870—1939 年三次攻击了他的国家，德国人破坏并几乎摧毁了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他们犯下了在欧洲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种族灭绝罪。但是他也知道，德国人民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对于战后欧洲的复苏而言，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他掌握了围绕在德国伟大之上深奥的晦涩之处。
本书记录了我这一代亲眼所见并亲身经历的五个德国。我出生在戴高乐能充分理解的德国的艰难时期。我记得在我年幼时父母对魏玛共和国的缓慢灭亡以及随后迅速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暴政的惊愕及沮丧：这种纳粹暴政被如此多的人接受，反对者却如此之少。我记得他们那些身为勇敢的民主捍卫者的朋友，个个面临失败的厄运，其中有些人被谋杀，有些人被监禁，还有人遭到流放。尽管我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控制下的德国只生活了五年，但在那段短暂的时期我想到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用了整个职业生涯来试图回答：普遍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潜在的邪恶为什么且怎么会在德国成了现实？
数十年的研究和经验使我确信，包括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内的通往穷途末路的德国道路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必然且不可避免的。德国的纳粹主义根深蒂固，然而其发展原本是可以被遏制的。我所出生的这个世界，当时正处于一个可避免的灾难的风口浪尖上。我逐渐意识到，对于打压一切异端的伪宗教运动的诱惑，例如德国所屈从的那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不受其影响。自由的脆弱是我生活和工作中所获得的最简单、最深刻的教训。当一幅过去岁月的未加掩饰的画面—— 那是永远不可或缺的—— 初看上去难以看懂时，我就会想起恩斯特·罗伊特于1913年发表的伟大信念：“民主的命运取决于对历史的信仰。”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在战后的工作中，我只是间歇性地意识到我的生活和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我全身心地投入历史学者的工作中时，我知道虽然克利俄允许效劳于她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所有这些方式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超脱——合乎希望的是，借助于移情作用和缜密的想象，趋于活跃且富有生气。我以美国人的眼光研究并为美国学生和读者讲授德国的过去。但我的美国生活经历最终有了一个重要的德国成分，因为作为一个美国的德国史学者，我被卷入了有关德国的过去的纷争之中，这些争论把一个失败了的和分裂了的国家搅得动荡不安，其本身就成了冷战的主要战场。也许我没有预料到，当一个人完全经历了他个人所处的时代的剧变—— 破坏和独特的建设轮流交替—— 之后，此人会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更为复杂的方式看待过去。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所了解到的有关德国历史的教训与今天的美国具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相关性。渐渐地，我又获取了另一种德国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平行并从属于我的美国生活。我逐步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并从两者中获取了知识。非黑即白的思想残余消退了，过去变成了一方不断变换色彩的织物。
慢慢地，我了解到一些关于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德国的情况——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寻常的民主制度伴随着争议得到了发展；在苏联控制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制度—— 运气和对公民行动的倾向使我成为“一个积极介入的观察者”，此处借用的这个说法来自雷蒙·阿隆的自称，对此他是名副其实的。我被时断时续地从书房里和课堂上吸引到德国和美国这两国政治生活的边缘，并且自认为很幸运地能够看到并回应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正在塑造与美国产生了新的 关系的新的欧洲。我仍然将此看作历史的公共事业。
数十年来，我一直回避去写我的个人经历：我想在我的专业和个人之间保持恰当的距离。然而，就在我第一次返回我的故乡—— 当年德国的布雷斯劳，如今波兰的弗罗茨瓦夫—— 之后不久，我为我的孩子们写了一篇个人返乡记，我把它称为“1979 回乡记”。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完全意识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具有讽刺意味， 甚至可能有自欺欺人的性质：所谓“回乡”实质上并非真正的回乡。我是怀着最深切的好奇心去弗罗茨瓦夫的；我不认为我当时意识到那次旅程是一种探索，不知出于何因，我想要去看看我那已经被摧毁了的家乡，我那已经不复存在的养育了我的国家。我的失落感被一种无处不在的感恩之情覆盖，感谢我们在美国找到了第二个更美好的家园。但这篇短文确实是我第一次动笔写有关回到我的诞生之地的情景，我将它附在下面，作为我最早的回忆的记录……
因为我在本书中试图记述的内容多种多样，所以我有许多次目的不同的返乡之行。我在欧洲的工作同我在美国的一样，经常（也许太过频繁）会脱离轨迹，朝计划之外的方向发展，但其中一些会转向家乡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兴趣就会把我带回已经发生变化的童年时代的老地方。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我从远方观察到弗罗茨瓦夫取得了一个新的重要意义：它成了团结工会的大本营，这个波兰运动引领了东欧自我解放的道路，并且导致了德国的统一（我的第五个德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一个有偏好的人生回忆录，这个人生是由一个用五种不同的政治化身为它的灵魂及和解而奋斗的国 家塑造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引领着我踏上了意想不到的、我所偏好的回乡之路。
生活和学习已经让我相信历史的开放性。历史是没有必然性的。去思考一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以及原本会发生的事情，是理解确实发生了的事情的一个必要元素。如果像我所相信的那样，个人的正派和有勇气的行为能够起到作用的话，那么它们就需要被记录下来并永垂青史。我们认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不论怎样受到先前存在的条件的制约，未来都是开放的，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公民参与也就成为一种道德上和政治上的需要。这一点也是本书的一个主题。
当然，我在美国写作和教学的大部分经历受到了过去我的德国背景的影响。尽管此处我主要关注的是五个德国，但也写了一些我个人的美国经历，虽然省略了其中对我来说一直是最重要的许多事情——我的发现和失望，与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欢乐，以及我的悲伤。这是因为我越来越担心这个国家慷慨的自由精神，尽管其本身也需要更新和修正，然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受到攻击。我反对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反对者，从那以后，我注意到伪保守派和宗教激进主义者破坏了国家对理性和宽容的著名承诺。
我在历史领域的工作中，记录下了德国对自由主义的攻击是如何在 19 世纪开始，并且在几十年后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达到高潮的。在做这项工作时，我试图探究理性和魔性这两方面因素的一些渊源，这些因素将德国的高尚同其兽性的爆发联系在一起。红衣主教纽曼（Newman）在19世纪60年代写道，自由主义“现在几乎不成其为一个党派；它是受过教育的世俗世界……丝毫无异于那种深刻的、貌似可信的怀疑主义，我认为这是人类理性的发展，正如由自然人实际上付诸实践的那样”。纽曼笔下的宽容、质疑的精神几乎总是会煽动起左右翼极端分子疯狂的仇恨。
此处，只要将我所了解的五个德国的历史，与我在专业上研 究过的几个德国、我的个人经历，以及我自己常常无意识的情绪联系在一起时，我就是在试图融合记忆和历史—— 那些遥远的孪生体，相互支持又彼此破坏。众所周知，记忆是容易出差错的，不论是对国家还是个人而言，它都会倾向于适合我们意志的、自私的变形体，这一点令我们非常苦恼。我知道还存在一种所谓的诚实的（和健康的）遗忘。然而，尽管存在缺陷和扭曲，但确实能回忆起过去的戏剧性情景，并暗示一些掩盖了事实的感受。借助于我家三代人以书信形式保存的文字记忆宝库（其规模之大令 人惊讶），我在这里提供一些关于重建过去的专业知识；我自己也有五十多年的日记，以及在过去几十年里积累的大事记。我们都在寻找过去的真实的痕迹，这种吸引力是我们无法抗拒的，而且试图用生命来加以填充。我们希望在分散的遗迹中和过去的各种文件中发现其之间的关系和意义。希望我可以说，接下来的是一种 “诗意与真理”的混合体—— 我只能希望两者在其中会有所包含。
在写作这本关于历史和回忆的书时，我很快就从专业和个人的角度对历史学者的真实面貌产生了一种看法。在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卡普蒂瓦岛的短暂假期中，我观察到一群鹈鹕潜在一条有着丰富鱼类的水道中捕鱼；它们漂浮在水道湍急的河流上顺流而下，但坚定不移地面向后方，然后，当水道扩大成一个潟湖，水流速度减缓时，它们飞回水道的源头并再次潜入水中。它们无休止地重复着这个动作。这些鹈鹕就像史学家，我沉思着。我们也是生活在时代的潮流中，飞速前进，但也回溯过去，我们的观点随着每一朵浪花而变化，一路上都在寻求养分。只是我们不能重复过去的旅程，我们无法从头开始。我所认识的几个德国，尽管是不完全的也是一时的，但它们共同勾勒出了一个我们无法回归的历史性欧洲的终结，并且赋予了这个大陆一个更加谦逊、更加团结、更加和平的时代的开端。近几十年来，我们在欧洲看到了奇妙而不可思议的和解，其本身也许就暗示着部分回归。因此，这五个德国的历史，可以将其视为一本关于政治和道德课程的教科书，或者是一个充满恐惧和希望的剧本。对于沦落在20世纪这个有组织的兽行的地狱中的受害者，我们欠他们一座不朽的、充满敬畏的纪念碑：请保持谨慎的警惕—— 须知杀死他们的鼠疫杆菌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加缪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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