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 古装剧的主角
1 丁髻的起源
我们说起武士就会想到古装剧的主角，说起古装剧就会想到武士。事实上，日本大多数古装剧是关于江户时代的，所以主角就是江户时代（根据情况，下文也会使用“近世”一词来指代这一时期）的武士。为了表现那个时代的特色，会用到一个叫丁髻的小道具。丁髻很像“ゝ”（chōn）的形状，故得此名，是以武士为代表的成年男子的一种发髻的扎法，即将额头至头顶部分的头发剃光，再把“本取”（motodori，即发髻，指将头发扎在头顶的地方，也指发髻本身，又称“tabusa”）向前折起来。这是江户中期以后普及的发型。
若是万屋锦之介和中村吉右卫门二代等现代演员在电视和电影中以丁髻形象登场的话，我们不会感到一丝违和感，因为他们身着羽织和袴，腰间还配着两把刀。但如果一个梳着丁髻、穿西装戴领带的人过来搭话，我们定会张皇失措吧。最让人感到违和的是那从额头到头顶剃光的“月代”（月额）。尽管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前有很多非常奇特的发型，比如中国满族的发辫或印第安人的发型，但丁髻是其中的佼佼者。据说，幕末时期乘着黑船来到日本的欧美人，看到日本人头顶上都放着把手枪，非常吃惊。这说法的真伪无从考证，兴许是有的。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丁髻的历史。首先，在古代，拥有官职的男性会模仿中国的礼仪戴冠，戴冠的时候把头发全部束起来，在头顶上扎一个髻，这叫冠下髻。其次，到了平安时代以后，除了冠下髻的发型，元服后的中世男子还会戴乌帽子，扎发髻。所谓乌帽子，是指涂成乌鸦羽毛一样黑的帽子。与用于正装的冠不同，乌帽子是和日常服装搭配的戴在头上的袋状物。扎发髻的时候，稍微卷起“元结”（束发用的细带），多取一些发尾，用绳子将其和乌帽子的后脑勺部分系起来，这样运动起来乌帽子也不会掉。
在中世，根据身份和场合，乌帽子的形状和涂法各异。原来是用薄绢和生丝简单编织的布制作的，后来就用纸作为材料，涂上漆加固。乌帽子甚至普及至庶民阶层，成为不可或缺的日常用品，人们平时在家里也会戴，睡觉时甚至男女合欢时也不会取下来。正因为如此，让别人看到自己没戴帽子（露顶）的样子，被认为是粗俗的或有损对方名誉的行为3；而割掉发髻部分，就意味着否定自己作为世俗之人的意志（出家）。日文里有个词叫“本鸟切”，指无端割掉别人的发髻，这在当时是与“强盗、盗窃、夜袭、放火、杀人”等程度相当的罪行。
2 用镊子还是剃刀？
大致从镰仓时代起，剃月代的习俗在武士之间传播开来。关于其起源，众说纷纭，比较有说服力的说法是武士剃月代是为了防止“气血上涌”。在战场上，即使顶着头盔，武士也会戴乌帽子。那时戴的就是柔软的“揉乌帽子”，在头盔的顶部开一个刚好能让乌帽子顶端露出来的孔。因为戴着乌帽子和头盔，在进行战斗这种非常激烈的活动时，头部会被捂得很热，于是气血上涌，头部就会充血。据说从额头往上剃光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虽然以前战争结束后武士就会让头发长回来，但到战国时代，剃月代变成了常态，成为风俗固定下来。另外，有个叫作“钵卷”的词，在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是指人们武装时为防止头盔下的乌帽子的位置偏移，将其边缘卷起固定，亦指用来固定的布。人们不戴乌帽子时也会系上这种护颈，不让汗从月代流下来。
也是在战国时代，之前的身份制度动摇，社会秩序混乱，这也表现在风俗习惯上。不戴乌帽子，露出头顶的做法逐渐变得理所当然。头发每天都会生长，保持整洁的月代很费功夫，要用剃刀或镊子来理发。人们刚开始是用镊子，这是一种将金属棒折弯用以夹住头发的工具。
后来出现了梳头匠这种职业。《洛中洛外图屏风》描绘了战国后期和近世初期的京都景象，其中也有梳头匠营业的场景。上杉本《洛中洛外图屏风》里画了一家开在现在中京区锦小路新町附近的店，梳头匠用镊子给客人拔头发，还有另一个人自己在用镊子拔。挂在柱子上的招牌上画着两把梳子、剪刀、镊子、元结和鬓盆（盛梳鬓所用之水的小盆）。这屏风画的大致是比永禄八年（1565）稍早时期的景观。
另外，舟木本《洛中洛外图屏风》描绘了鸭川上的五条桥西边（即现在的五条大桥处。现在的五条路相当于原来的六条坊门小路）的一家简易小商店（床店、床见世），梳头匠用剃刀给坐在凳上的顾客理发。旁边挂着招牌，上面画着两把梳子、剪刀、剃刀和元结。这表明剃月代的工具从镊子演变成了剃刀。该作品是庆长十九年（1614）前后完成的。当然，理发是收费的，所以贫穷的武士和平民都偏好镊子。有人说，用镊子拔头发时“黑血从头顶流下，惨不忍睹”（『慶長見聞集』巻四），想必相当痛苦。从天正年间（1573～1593）中期开始，使用剃刀理发的方式变得普遍起来。
3 发型与身份
前近代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关系。为了维持安定的社会生活，人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瞬间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关系，采取和自己身份相符的行动。为此，服装、帽子、发型、鞋子等显示身份的标识就很有必要了。也就是说，这些是从外表一看就明白的标记。当然，发髻也是其中之一。
月代日益普及，在头上戴东西的风俗荒废后，发髻的种类也多了起来。把发髻往上折回，再从根部系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二折”。这种发髻形式产生了很多分支，武士和町人住在城市里的工商阶层。的区别就不用说了，根据从事的职业不同，各人的发型也有变化。比如，町人的发型称作“髱”（tabo），后脑勺的头发向后凸出一大块。江户中期以后的发髻形状在以前的基础上分成了以本多风为首的三个流派。所谓本多风，是指将发髻的七分向前，三分向后，将发髻卷得很细很高。据说它起源于德川四天王的本多忠胜家中“家中”可以理解为家臣，是进入战国时代之后史料上常出现的一个词。目前，日本学界对“家中”与家臣的区别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相关的最新学说可参照村井良介「戦国期における「家中」の形成と認識」『歴史評論』803号。武士的发型，这也是最终定型下来的男性发髻（图0-2）。因此本多风的发髻种类最多，有“ぞべ本多”“豆本多”“本多くずし”等很多名称流传下来。
如果把月代看作防止戴乌帽子加头盔引发的脑充血的方法，我们不禁会有疑问：为何町人和百姓也剃月代？对此有解释说，因为民众也作为杂兵奔赴战场。也有人认为，到战国时代为止，战场上的武士们在仪表上的讲究到了讴歌和平的年代变成了人们广为接受的时尚。甚至有人认为，受歧视的“秽多”被禁止用元结系发，或者被强制梳茶筅头（和冲泡抹茶时用的茶筅相似的发型），不能剃成月代；而百姓和町人害怕和“秽多”混同起来，就扎了丁髻。但是现在并没有一种解释能得到确凿的史料支撑。
4 疑惑之处
江户时代以前，武士只有打仗的时候才会剃月代；到了江户时代，月代才真正变得普遍起来。然而，除了初期，江户时代是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作为武士象征的月代却在和平年代完全普及，连百姓和町人这些非战斗人员也留起了月代，这不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么？
这只是其中一例，关于武士或者武的疑问还有很多。比如，在中世以前有很多非武士的“侍”，江户时代也有少数。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武士会被称为侍？另外，很多日本人都喜欢城，但人们印象中的“城”——高耸的白色天守阁，宽阔的护城河，需抬头仰望的石垣——在战国末期以前是不存在的。提起武士，我们就会联想到刀，但自古以来武士被称作“擅长弓箭”之人，而不是“擅长刀法”的，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象征武士的武器是弓箭而并非刀。但为何是弓箭呢？
产生上述各种疑问和错误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江户时代的武士和战国时代以前的武士差异极大。战国以前的武士的历史很长，虽然和江户时代也有连续、相通的一面，但一般的读者可能几乎连两者有差异的这点都没有意识到。本书将从武士的起源讲起，一直到存留至近代的武士意识，即涵盖所有和武士相关的历史，并讲明各个时代的特征。幸运的是，近年和武士相关的研究进展迅速，本书将把这些新的成果尽量简单易懂地介绍给大家。笔者虽能力有限，但会努力让读者们发现意想不到的武士形象，进而不受常识的束缚，用一种新鲜的方式去看待日本的历史。下面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大家做下热身运动，放松一下僵硬的头脑。
5 探讨“武士的诞生”
武士是如何诞生的？从“常识”来说，武士是平安中期抵制贵族统治的新兴势力，诞生于地方，特别是东国的农村。读者们在学校学到的一定是这样的吧，笔者也一样。要想从头开始思考武士的历史，必须先彻底批判这个“常识”。当然，从古代末期到中世的武士中很多是以地方农村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的，这点没错，但这并不等同于武士是从农村诞生、发展起来的，这个“常识”其实并无确凿的根据。这种关于“武士的诞生”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江户时代的学者们为了复活“质朴刚健的武士”形象而提出的“武士归农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是后世赋予武士的形象。
到了江户时代，没有了战争，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追求宽裕的生活。收入有限的幕府和各藩出现了财政困难，而居住在城下町的武士却对太平时代习以为常，流于奢侈，忘却了武士的风纪，变得软弱无力。为应对这种事态，以熊泽蕃山为代表的很多江户前期的儒者，开始倡导武士归农（扎根农村）论。为了增强已变得软弱的幕藩军事力量，他们非常认真地提倡消除兵农分离，让武士扎根于农村，有事之时率领农民参加战斗。当时的武士已失去战士的资质，毫无见识，在日常生活中也风纪不佳。武士归农论被认为是让武士恢复作为统治者的力量和质朴刚健的好风气的有效措施。
当“必须回归中世以前，将统治根基打在地方”这种论点被不断提出后，人们就会强调武士居住在农村、成长于农村的观念。比如江户中期的儒学者荻生徂徕就断言：“当今武士如公家，何用之有？”他还就武士出现的历史进行如下说明：古来武士皆为“乡民”。战争之时，在公卿与地方长官的征召下，取敌人首级，得庄园为赏赐。但因终为“乡民”，并无一官半职。公务皆与武艺、战争相关，故代代口传“吾乃骑马射箭之家，吾乃武士”。然而时过境迁，世袭官职之弊害令公卿多出愚钝凡庸之辈，武士却出豪杰。天下终成武家之世。
（『太平策』，成书于1721年前后）徂徕的弟子太宰春台也写了下面这段话：过去的武士和现在的武士不一样。他们居住在村里务农，和现在的富裕百姓一般。把镰仓时代的三浦、畠山之辈想成当今的大名是错的。当时把他们称作“大名”，是因为村落有“名田”（古代、中世的征税单位，以交税责任人的名来冠名。曾被认为是以所有者冠名的私有地）。在持有“名田”者中，家里富裕且雇佣大量仆人的人就被称作“大名”。
（『経済録』，成书于1729年）武士现在虽然变得和公家一样，但如果说武士的本源并非堕落软弱的市民，而是质朴的乡民，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认为，武士的根源不是在沾染了华美奢侈之风的近畿地区的农村，而是在闪耀着未开之地的光辉、充满朴素刚健之风的东国（广义上指畿内以东，狭义上指关东）农村。
于是，现代的“常识”就这样诞生了：京都的贵族们终日沉浸于仪式与享乐，在碌碌无为和颓废中迷失了未来；而作为新兴势力的武士，在地方勤恳地经营农业、开拓土地，茁壮成长，终于，武士压倒了贵族，取代了贵族，开创了崭新的武家之世——镰仓时代。并且，明治之后的近代历史学将这种观点打造得更为精密，甚至与战后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学的主张——世界史沿着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这个轨迹有规律地发展（国别史也是如此，尽管有发展快慢的区别）——结合起来。于是，作为封建制领袖的武士被认为是从古代到中世（封建社会）社会进步的启动力量。
后来，中世史学界对上述这种单线的、机械的发展史观进行了批判性检讨。上述观点已经过时，但一般来说，这种理解依旧是日本人的常识，几乎所有的历史小说和电视剧都将该观点作为理所当然的基调。我们有必要再次根据事实来探讨到底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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