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夜来客》当代最有成就的德语作家、德国犯罪小说天后英格丽特·诺尔经典作品！《冷夜来客》探查“致命女人”背后的真实历史，回望20世纪初，毁灭与新生交织的双面德国。《冷夜来客》八十三岁的独居老人夏洛特即将迎来自己昔日的情人，同样老迈的姐夫胡戈的造访。而同时到来的，还有那些旧日的回忆：说一不二的父亲、沉默的母亲、转信异教的二姐、异装癖的小弟，还有爱上姐夫的自己……一家人勉强维持的生活，随着小弟自戕的枪声和德国侵略的炮响分崩离析。父亲、丈夫相继离世，战后，孤独的夏洛特带着孩子，与胡戈过着夫妻般的幸福生活，直到那个冷夜……暮年时重逢，胡戈对于老迈的自己，是否还有真情？儿女孙辈是否会发现自己年轻时的罪孽？夏洛特平静的老年生活，似乎又燃起了对爱与幸福的热望……
第一章
我的外孙费利克斯所住的地方，从前是一家理发店。虽然显而易见的是，那里没有什么卖得出去的东西，但他总是会稍稍装饰一下橱窗。比如，他把我那些老旧的系带子的黑靴子放在一只鸟笼子里；用棉絮填塞一件粉红色的紧身胸衣，然后将它放在一辆玩具小车里；他把一张塞满了钉子的椅子涂上人造黄油，据说想以此向两位著名艺术家表示敬意。 很久以来，一个潦倒的橱窗模特儿在这个田园世界里一直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直至他对她感到厌烦了，于是对所有的一切进行了重新布置。但是我却非常喜欢这个模特儿。 自此以后，我不再独自一人生活。这个模特儿坐在我的摇椅里，穿着我青年时代穿的连衣裙，戴着六十年代的假发，像个孩子一样舒展她那双细腿。她名叫胡尔达。我若是轻拍一下椅子，她差不多会摇摆五分钟之久，似乎很享受这样的节奏。孤独的老人喜欢自我对话，而我则更喜欢有个面对面的人。胡尔达是一个全神贯注的听众，一个富有教养的女儿，一个举止优雅的女友，她不搬弄是非，不挑拨离间，不跟陌生的丈夫们搭讪。 有时我向胡尔达请教问题。比如，我们今天该吃什么？“抹上番茄酱的鲱鱼。”胡尔达说，“或许再加上一小块土豆，就行了。”我们俩不需要很多东西。医生说老年人倒是应该多喝东西。“全是扯淡，” 胡尔达说，“别听他的话！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摸索着起夜有多么困难”。不言而喻，我觉得胡尔达的忠告要比其他人的更为重要，因为她总是发自内心地跟我说话。对，对，我知道人们对这样的对话会持怎样的看法。可我究竟伤害到谁了？谁会听这样的话，谁又会对此感兴趣呢？ “你为什么偏偏叫她胡尔达呢？”我的外孙费利克斯问道。 我的弟弟阿尔贝特有过一只玩具娃娃，就是叫“胡尔达”这个 名字。本来是我的玩具娃娃，可是他很喜欢。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每当圣诞节他收到的礼物总是锡兵，可阿尔贝特很讨厌那些士兵。我把胡尔达转让给他，我们就可以偷偷地玩过家家的游戏了。 在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中，阿尔贝特排行老六，比我小一岁。好在我们兄弟姐妹如此之多，以至于谁也没有时间用教育学的方式过分地打扰我们。直至我已长大成人，我们的大哥恩斯特·路德维希才向我透露说，有人偶尔观察过阿尔贝特玩的玩具娃娃游戏，然后担心他可能长得酷似某个有异装癖的叔叔。 若是阿尔贝特还活着，他一定明白我的意思。胡尔达是我们共同的孩子，尽管也已经上了年纪，但还很苗条修长，关节没有浮肿，身子没有佝偻，鼻子没有流涕，眼睛没有哭红，鞋子没有矫形。唯有血色从她苍白的脸上剥落下来。顺便说一句，胡尔达虽然不是真正的女人，然而第一眼却是看不出来。可若是你脱下她的衣服，那么一个雪白的毫无女性或男性特征的身体就会暴露无遗；若是摘下她的假发，那么一顶平滑如镜的秃头会熠熠闪光，唯有戴着假发才会让你看到一张漂亮的脸蛋。胡尔达是个雌雄同体的天使，是一个靠着装扮可以变成任何一个角色的生物。
有一段时间我接受送餐服务，可后来又把它退掉了。这样的饭菜太过丰盛，也不合我的胃口。只是对那个年轻人的遭遇，我感到很遗憾。他总是稍稍和我聊聊天。我不是很清楚他究竟读的是哲学还是社会学。至少他认为我并没有思想僵化，因为偶尔他会对那些我觉得 全新的思想和理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阿多诺要求一个人拥有个人权利，可以毫无恐惧地成为另类……”这句话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在我的青年时代，我绝不会想到一个人还有这样的一种权利！ 阿尔贝特为何自杀，这件事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件事跟胡尔达有点关系。在我们的游戏中，阿尔贝特是母亲，我则是父亲。 那位社会学专业大学生留着马尾式的头发，戴着耳环，这就是我这个老傻瓜给他仓促归类的原因。结果有一天他带了女友过来，我不得不修正我的世界观。当我宣布取消送餐时，我将阿尔贝特的戒指送给了他：玛瑙做的浮雕宝石，上面是一位希腊哲学家英俊的侧面像。精神上的亲人正如血缘上的亲人一样，都可以是遗传所得。 严格地讲，和我的孩子那一代的年轻男子或者我自己那一代的年轻男子相比，我更喜欢当今的年轻男子。阿尔贝特是我可以和他咯咯笑个不停的唯一男孩。男人被教育说不许肆意地嚎啕大哭和哈哈大笑，女人却可以成为永远的孩子。我和阿尔贝特没完没了地突然狂笑，这对老师而言或许是一种负担，但对一个年轻人是有好处的。费利克斯和那个哲学系大学生没有为此花过心思，他们可能出于毫无意义的动机发出扑哧声。可我几乎一辈子都因为缺少它而感到遗憾。 我十岁的时候，阿尔贝特问我是否更喜欢做个男孩子。在此之前我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可我马上想起我的兄弟们要比姐妹们拥有更多的自由。“男孩子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说。
“男人可以去当兵，打仗时被射死，”阿尔贝特说，“可男人没法穿漂亮连衣裙，也没法戴着珍珠项链。” 他对漂亮裙子、香水、玩具娃娃以及女红的偏爱，或许成了他的灾难。父亲把他送往寄宿学校。这本是好意，爸爸挑选了一所革新学校，在那里居于中心位置的并非普鲁士式的训练，而是推动人的整体发展。然而，这个问题是无法补救的，因为矮胖且不喜欢运动的阿尔贝特在那里也被强制参加体育课，这些体育课折磨着他。唯一安慰他的就是学校里的那位女厨师。 阿尔贝特一定会和我的外孙及那位大学生——他可能叫帕特里克——相处得更好，而不是和寄宿学校里那些粗鲁的同学。有时我制订了大胆的计划：我想邀请费利克斯和帕特里克一起参加追思阿尔贝特的茶话会。首先这两个年轻人应该互相认识一下，其次我想和他们谈谈我那死去的弟弟。 可在此之前我得对这个家进行一次清理。也就是说，自从我的女友米勒不再活在人世以来，我早就想做清理了。我和米勒是多年的好朋友，墙上挂满的那些拙劣的艺术品，都是她当年送我的东西，而在她生前我出于敬意又不能扔弃。米勒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但毫无品位，这一点不得不说。在我们青年时代最先有了丢勒的那幅兔 子画，大家现在确实还可以争论这样的画作。接踵而至的是一幅用干花制作的自己粘贴的画作，马掌，玻璃小动物，雕刻和涂色的木头拖鞋，有着小画像器皿的铅字盒，钩织的大象垫子，穿着民族服装的玩具娃娃，以及铁制的气压计。 或许当它们真正消失的时候，那些年轻男子才相信我从未喜欢过这类东西。可是把它们弄到哪儿去呢？而紧接着，人们或许要给墙壁裱糊一下或者至少粉刷一下——这所有的理由就在于，我还没有和胡尔达及那些年轻的男人一起安排过我的派对。或许在春天，根据我的经验，我的身体会更好一些，我会感觉到拥有更多的精力和生活乐趣。我将烘焙华夫饼干，这个我一定得做成，此外还要提供浓咖啡（或者他们只喝淡淡的药茶）以及很多的掼奶油。阿尔贝特喜欢奶油。之后再来一杯雪利酒——或者最好之前？胡尔达应该穿上我的浅黄色尖领真丝裙，再穿上从爸爸的工场里生产出来的象牙色绑带鞋。我本人穿了两年体操鞋，以前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种事，我们的爸爸更加不会。但你可以说自己想要什么，体操鞋要比有鞋垫的鞋子明显便宜，像拖鞋那么舒服，同时完全经得起踩踏。米勒死了，她的那些行为规矩我再也不用管了。
米勒与我虽然是同班同学，但完全不是我的朋友，直至她跟我哥海纳订婚，我们才走得越来越近，因为自此以后，她每天都出现在我们家。当婚约很遗憾——或者是谢天谢地——解除的时候，她刚好芳龄二十，因为海纳爱上了另外一个姑娘。当然我们家因为他的缘故感到心有愧疚，我也想方设法地安慰米勒。直至她去世，我们始终是知心朋友。顺便说一句，和海纳分手后，米勒相当迅速地结了婚，和一个无聊的老实人。四十七岁成为寡妇后，她才激动地发现了肌肤之乐。悲剧的是，从那时起，她变成了浪漫的淫荡狂。没有工作的服务员和不可信赖的独来独往之人不得不长达数十年地忍受她那些闹着玩和装出来的爱情怀念。是我说朋友的坏话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错了。米勒有一颗宽容的心，除了她我还能说谁的这种事呢？
我可以和她谈谈阿尔贝特的事。当时，就在他于一九三三年去世之后，我们兄弟姐妹连续数夜地猜测他的死亡原因。几个哥哥断定，从某个方面看，阿尔贝特想必是同性恋，即便他们没能往下想象更详细的情况。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姐妹接受了他们的说法。阿尔贝特从未有过一个朋友，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或许我是唯一和他大笑及玩耍的人。尽管他很长时间一直是父母的最小孩子，但他绝不是他们喜欢的孩子——顺便说一句我也不是。在总共生了十个孩子之后（其中三个生下不久就夭折了），母亲简直无能为力了。相反，父亲根本不喜欢这个胖嘟嘟的男孩，而为了不至于对他造成不公，他大多数时间对他视而不见。我们当时并不贫穷，但也不是特别富裕。让阿尔贝特读寄宿学校我们实际上负担不起，可或许父亲想用这种高学费使自己愧疚的良心得到平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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