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选唐诗_钱钟书选_9787020166282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从1983年到1991年，钱锺书先生遴选、杨绛先生抄录了一部唐诗选稿。杨先生在封面上题“《全唐诗》录，杨绛日课”，钱锺书先生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八个字。后来由于钱瑗教授不幸早逝，杨先生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老师。吴老师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和参考。

人民文学出版社很荣幸地得到了出版该书的机会，并受吴学昭老师委托，对书稿做了必要的整理。在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这部尘封数十年的唐诗选稿，以《钱锺书选唐诗》的面貌正式排印成书。

★ 近四十年从未对外公布的钱锺书唐诗选本。

★ 收录唐诗近2000首的大型唐诗选本。

★杨绛先生历时七载抄录日课，记录钱杨夫妇诗书互动的唐诗选本。

《钱锺书选唐诗》的底本是1983年到1991年间，钱锺书先生遴选、杨绛先生抄录的一部唐诗选手稿，其后近四十年，这部手稿从未对外公布。此次首次出版，人文社编辑部对手稿进行了必要的整理，对照《全唐诗》校勘了诗歌正文，增加了诗人小传和难解语词注释，撰写了出版后记。这部唐诗选本收录诗人308位、诗作1997首，体现了钱锺书先生选唐诗的主观立场和独特视角，是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比较全面呈现唐代诗歌的艺术特征和风格状貌的大型选本。此外，杨绛先生在抄录手稿时留下了日期、诗歌评论、书法评论、生活杂记等文字，也体现了钱杨夫妇的品评互动。通过《钱锺书选唐诗》，读者朋友不仅能研习欣赏钱先生选出的可以概括唐诗全貌的2000首诗歌，也能看见两位学人隽永美好的诗书生活。这是一部迷人的充满家庭生活温暖且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图书，出版这部书是我们对钱、杨两位远去学人的诚挚纪念。

出版后记（节选）

周绚隆

这本书的名字原来不叫《钱锺书选唐诗》，它是我们根据书稿的内容另取的。杨绛先生在稿子的封面上，原来题写的名称是“《全唐诗》录杨绛日课”，钱锺书先生又补题了“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八个字，基本道明了它的性质。后来由于钱瑗教授不幸早逝，杨先生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老师。吴老师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和参考。

我们很荣幸地得到了出版该书的机会，并受吴学昭老师委托，对书稿做了必要的整理。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人，需要对这部稿子的产生过程和它的特点，略作说明。

由于钱锺书和杨绛先生在世时，从未对外提起过这部稿子，学界几乎无人知道它的存在。而它的产生，其实牵涉着一桩旧案。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说：

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

虽然钱先生当时心存委屈，但《宋诗选注》的问世，既证明了郑振铎先生有知人之明，也证明“不是科班出身”的钱锺书于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杨先生接着又说：

锺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锺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组的《唐诗选注》。

这两段文字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上世纪后半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宋诗和唐诗选注工作，都是在当时的所领导统一部署下开展的。

这两项工作的最终成果《宋诗选注》和《唐诗选》，虽然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但两本书的成书过程和命运却截然不同。具体说来，《宋诗选注》是由钱先生独立承担的。用杨绛先生的话说：“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我们仨》）杨先生这里说的绝对是实情。虽然选宋诗的难度要更大，但钱先生的工作效率却极高。《王伯祥日记》1956年4月9日曾提道：“翻阅默存《宋诗选》初稿之一部，盖日前所中寄来征求意见者也。”这时候显然才只有部分样稿。1957年6月1日记云：“所中散会时默存以所撰《宋诗选》稿本全部属校读。”接下来从6月3日到6日，每天都有看稿的进度记录，到6日“全稿看完”，7日“午后写信复默存，对所撰《宋诗选》提意见，备明日赴会时面交之”。8日午后“参加本所座谈会，顺以《宋诗选》稿面还默存”。从《王伯祥日记》的记载看，大概到1957年5月，《宋诗选注》就已基本定稿。到出版前，对所选的作者未再做增删（倒是1963年第二次印刷时，迫于当时的特殊环境，删掉了一个诗人——左纬和他的作品）。《宋诗选注》于1958年9月顺利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读者的好评，成了选本中的经典。

相比之下，《唐诗选》的成书过程要曲折得多，出版也比《宋诗选注》晚了整二十年。从《王伯祥日记》看，文研所的《唐诗选》计划开始于1956年9月，最初议定由王伯祥、余冠英、陈友琴、王佩璋四人合作。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工作一度主要落到了王伯祥先生的身上。到1960年初，王伯祥先生的稿子已完成了相当一部分，其2月22日日记中说：“默存来招，即同往冠英家。冠英、友琴都在，即展开《唐诗选》具体工作讨论，篇目大致已由默存选定，约明日友琴来我家商定落墨。”此后1962、1963两年，在《王伯祥日记》中都有关于钱锺书参与讨论《唐诗选》稿子的记录。但据后来成书的《唐诗选》前言说：“本书初稿完成于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进行修订（重定选目、增补和修订作品注释、作家小传等）。参加初稿和修订的有余冠英（负责人）、陈友琴、乔象锺、王水照同志。钱锺书同志参加了初稿的选注、审定工作，后因另有任务，没有继续参加。”从1966年到1975年，因为下“干校”，这项工作中断了九年。据参与此项工作的王水照先生回忆，重新修订是在地震棚里进行的——那个后来被证实是伪造的所谓回纥诗人坎儿曼，就是这时加进去的。这部稿子在修订时经过了大删大改，钱先生负责撰写的“王绩等十七人”稿子，最后只留了王绩、王勃两家，原来所选的诗大多也被换掉了。《唐诗选·前言》里说，其“选录的标准服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这个标准估计就是这次修订时提出的，余冠英先生对旧稿的删改应遵从了这一原则。

杨绛先生说：“锺书选诗按照自己的标准，选目由他自定，例如他不选文天祥《正气歌》，是很大胆的不选。”由此看来，经历了十年政治运动磨砺后，对于钱锺书先生1960年代参与“选定”的《唐诗选》篇目，余冠英先生显然认为有些不合时宜了。虽然杨绛先生说“锺书肯委屈，能忍耐”（《我们仨》），但不等于对这些事情会完全无动于衷。据王水照先生说，“文革”后他从上海回到北京，《唐诗选》前言起草好以后（署名是余冠英、王水照），余先生对他说：“钱先生对我们组里都有意见，你的前言给他看看。”钱先生看完前言后，曾给王水照写了五页信，但坚决表示不愿署自己的名。显然，他对后来成书的《唐诗选》是持保留意见的——特别是对其选诗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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