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想中的精神跋涉
季红真
史铁生是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
1951年1月，他生于北京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祖辈是河北涿县的大地主，外公屈死于政治剧变的混乱中，几十年以后才获得平反昭雪。这样的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在六、七十年代严酷的社会政治气氛中，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心理压力。童年的他在奶奶和父母等亲人的悉心呵护下成长，敏感而早慧，对于人生与人性有着朦胧的领悟，影响了他对于世界爱的基本态度。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有十五岁的他刚读到初中二年级。他所就读的清华附中，是红卫兵运动的策源地。政治风暴席卷了他的少年岁月，至亲的骨肉被迫害遭屈辱，自己也在政治的歧视中过早地结束了快乐的时光。“不许革命”的宿命，把他排斥在政治主潮之外，使他很快从狂热中平静下来，不得不进入逍遥派的行列，并由此而读了不少书，凭着直觉接近了文学的殿堂，为以后的文学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9年，史铁生不顾身体的疾病，自愿去革命圣地延安插队落户。三年以后，双腿突然瘫痪，不得不病退回北京。经历了一年半的住院治疗，也经历了精神的巨大危机之后，他开始了长期在病痛中艰苦挣扎的生活。他在街道工厂工作七年，画彩蛋和仕女图，业余开始文学创作，为自己寻找精神救赎的渠道。遭受这样残酷打击的命运，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关注身体的残疾到关注精神的残疾，并引申到对于生命价值与生存意义的追问，以及宇宙生命的冥想，在多维的时空中建立起自己近于宗教的真诚信仰。1981年，由于健康状况恶化退职。靠国家对病残知青的政策，开始享受工伤待遇，基本达到温饱，在缠绵病榻的间隙中，潜心文学创作。
1979年开始，史铁生在正式的刊物上发表作品，随着频频获奖，逐渐赢得了自己的读者。迄今为止，创作的势头不减，而且风格越来越鲜明，文体越来越自由，在读者中的声誉也越来越高。他以文学的方式证明着自己生命的价值，成功地表达了心灵救赎过程的同时，也为所有漂泊的现代灵魂开辟着栖息地。基于理解与认同的敬佩与赞扬，便是他生命历程流溢的光彩。
二
和新时期的所有作家一样，史铁生的创作是从对社会历史的热切关注开始。他早期的作品《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直接表现了文革时期政治迫害导致的社会混乱，以及在被煽动起来的盲目暴力摧残下，毫无保障的生存状况。而且，是以一个法学教授的困惑，聚焦式地组织起情节，将主题直接逼近法制建设问题。这是当时整个社会都普遍感到焦虑的问题，而他的艺术思考明显地高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家，以疑问结束，没有光明的尾巴。这篇小说表面上看只是当时流行的社会问题小说，实际上是史铁生的文本系列一个富于暗示性的开始。他从这里出发，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之维，以至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他的作品只能被少数朋友理解，从主题到形式都无法安放于思潮的框架之中。……
这其中有着史铁生独特的时空观，这就是我们在《我与地坛》中读到的精彩直白，他们不期然而遇，彼此等待了许多年。他的时间形式是独一无二的，与空间缠绕密不可分，而又在局部的静止中具有无限深广的流动感。近似于泛神论的自然观，使他笔下所有平凡的人物故事都具有一种生命自身的神奇魅力。这个特点使他越过了西方现代哲学虚无的边界，在存在的基本困境和生命的循环往复中，在历史的荒蛮里，凭了自然之神的信仰，走向对人生的执著。他礼赞所有生命的存在，连残疾人的轮椅也赋予神格。他几乎近于狂热地参与了时代所有话题的争论，以自己独特的智慧完成个性化的表达，哲人的睿智使他的文字焕发着精神的光彩，成为这个时代最富有思想的作家之一。他以文字的方式，积极地参与到各种文化活动中，以超于常人的健全心智，穿越各种浮华的时尚，寻找丰沛的生命之源。
史铁生的精神跋涉，交织着怀疑与信仰，从个体心灵的救赎通往人类精神的灿烂星空。而且这个进程至今没有终结，但他的灵魂却由此升入了一片澄明。
三
史铁生对于宇宙、自然、生命的彻悟，最终都落实在艺术的基本问题上。这使他的写作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自觉，他鲜明地宣称美是主观的，因为一切意义都是人赋予客体的，“它是不同主体的不同赋予，是不同感悟的不同要求”，“是由人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之升华所决定的”。他不但把文学艺术提到世界观的高度，而且赋予了宗教的神圣，“文学就是宗教精神的文字体现”。他强调作家必须真诚，艺术的朴素就是创作态度的老实，“是赴死之途上真诚的歌舞”。这样的美学观，使他的心灵救赎沟通了二十世纪世界艺术的潮流，并且以东方人的直觉完成了形象的理论表述。
他以成熟的智慧，回答了这个时代的艺术面临的所有症结性的问题。比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乐观与悲观、寻根、雅和俗、形式与内容、文学批评的功能等。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语言与文体的看法。他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靠语言的形式，而语言形式并不单指词汇的选择和句子的构造，还体现在通篇的结构中。这就把小说的语言问题，从功能提高到了本体的高度，和思维的方式高度同构。从这个起点，他将艺术的形式落实在主体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形式，“你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便会获得或创作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并且，得出“形式即内容”的结论。这些美学思想显然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当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
四
史铁生不仅以理论的方式参与了当代文学理论的争论，也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呈现了中国文学痛苦的蜕变过程。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
在近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几乎涉足了所有的文体。仅就小说而言，短篇中篇长篇都有佳作。此外，散文随笔，电影剧本，理论与批评，都很出彩。他惟独不写诗歌，但诗性的感觉却浸透在他所有的文字中。他将哲学的思辨融化在抒情的风格中，以朴素的文字体现着朴素的美学理想。
他对于小说文体的探索，最集中地体现着他的艺术精神。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独特的结构，绝无重复。而且他综合了各种文体，探索小说的多种可能性。他的许多小说都不像小说，有的像报告文学，有的是寓言，有的近于电影。更多的时候，是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在多种多样的文体试验中，他展现了接近世界的各种方法，也表达了自己与世界的各种联系方式。这使他的小说文体不可重复不可模仿，是他不同状态下的心灵外化的物质形式。他将及其朴素的人物与故事，容纳在看似随意的结构中，完成各种思想的表达。尽管他排斥以人物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小说观，但是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相当生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性格并不以社会学的典型性见长，而是以特殊的命运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精神状况，表现人性的丰富性。他笔下的人物以普通人居多，而且多数是被历史抛出正常生活的小人物。他以他们的不幸与徒劳的抗争，感觉历史理性逻辑的残酷，发现宿命的人生困境，以及坚韧执著的生命意志。
他的散文流淌着朴素的温情，早期单纯得近于童谣，晚近则像平静的祷告。在痛苦中升华的宁静，使他以平常心面对与世界一起逐渐逝去的生命。他为所有的生命唱着庄严的挽歌，坦然地谛听死神的脚步。如果说他以小说表达智慧，散文中则更多地抒发了感情。前者多的是质疑的敏锐与解构的激情，后者则是灵魂皈依的致福感受。他以反复出现的钟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无限留恋与真诚的挚爱。而《病隙碎笔》则是两者最自然的融合，思辨的锋芒与抒情的文笔自然地融为一体，思想者的精神风貌与诗人的情怀，统一在独创的文体形式中。对于中国当代散文文体的发展，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史铁生的语言风格，也是个性化的。他融合了书面语与北京地区的民间口语，偶尔有些陕北方言。适应人物身份的对话多是口语，叙事则多用书面语。小说多用口语，散文多用书面语。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他用书面语结构思维的框架，口语则近似于注释一样，解构掉某一种僵死的书面语汇。由此带来幽默的效果，使朴素的文字具有独特的韵致。他以老实作为写作者真诚的信条，这一点在语言风格中体现得最为充分。他的语言不雕琢不漶漫，不卖弄不炫耀，基本以简单的陈述句为主，却能够将复杂的事情说得很透辟。他内心最柔软最纯净的部分，直接外化在朴素的语言风格中。
关于史铁生的创作，还有许多可以说的，限于学力与时间，草草写下这些。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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