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70年来，祖国的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过了艰苦卓绝的发展道路。全国人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付出的巨大努力、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作为基本与共和国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一代，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代，回想起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感慨万千。
中国的日语教育事业也同样经历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立时，全国高校中设置日语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就仅有北京大学一所。1903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设有日语课程。1946年，北大组建东方语言文学系，当时的“日本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最早成立的日语语言文学专业。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我国和苏联的关系，外语教育一度出现向俄语“一边倒”的现象。到1956年，除少数军事院校和当时的外交学院、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开设了日语专业以外，日语教育事业基本没有太大的发展。由于俄语人才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国家出台了调控俄语专业规模、发展其他外语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师范学院（现辽宁师范大学）等一批院校先后成立了日语专业。特别是1964年国务院、教育部等国家部委联合发布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以后，大连日语专科学校（现大连外国语大学）、秦皇岛外语专科学校（现天津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一批外语类大学先后成立并设立了日语专业。在这样一批外语类院校先后成立并设置日语专业的小高潮的推动之下，我国的日语专业本应会迅猛地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又使得包括日语教育事业在内的各项教育事业都进入了一个发展停滞期。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交流的开展，促进了我国日语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据《中国日语教育概览1》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期间，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广西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浙江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内蒙古大学、
延边大学、湘潭大学、贵州大学（为叙述方便，以上各大学都使用了现在的学校名称）等包括综合类大学在内的一大批院校都先后设立了日语专业。从那以后，我国的大学日语专业像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迅猛发展。特别是2000年以后，有时一年之内就有几十所院校新设日语专业。目前，我国四年制高等院校中设有日语专业的院校有近600所。日语专业成为仅次于英语专业的第二大外语专业。
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平均每三年一次的世界日语教育机构调查（2018）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日语学习者人数是世界上最多的。该调查的对象为全世界142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0多个各类日语教育机构。根据调查，全世界日语学习者人数超过384万。其中，中国的日语学习者人数最多，约100万。而且，中国在高等院校学习日语的人数占中国全部日语学习者人数的约60%，也是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学习者人数中所占比例最高的。不仅如此，中国日语教育成果的水平，可以说是在世界的日语教育水平当中最高的。虽然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在各类日语水平考试、演讲大赛、作文大赛中，中国日语学习者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外语教育成果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但是，正如著名英语教授陈琳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外语教育水平虽然很高，即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语言能力很强，但是我们自己的教育理论研究乃至教育实践研究的水平还不够，尤其是系统性研究和理论建树还很不够，所以我们在世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领域里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在日语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尽管如本书作者田中祐辅先生对日语教育界主要学术期刊《日语学习与研究》在1979年至2012年期间所发表的有关日语教育方面的论文所统计的那样，在这三十几年里，有关日语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共发表213篇，其中“论文集中出现在1990年到2012年这20多年间。数量最多的是2011年，共27篇；其次是2005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各11篇；再次是1991年、2000年、2003年，各9篇”。说明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对于日语教育的研究也越来越重视，日语教育也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研究者所关注的研究问题也出现多样化的趋势，包括“中国国内外的日语教育”“语言习得、教学法”“语言运用”“教育、学习媒介”“语法”“考试与评价”“课程设置”“语言、语言教育研究”“音声、音韵”“词汇、语义”等。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是学习者的“文化理解、交际能力培养……以学习者为中心、重视培养研究型人才，以应对社会需求”。然而，对于日语教育的系统的理论性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少的。
此次我们翻译的这本著作《现代中国日语教育史：大学专业教育与教材》，是日本东洋大学田中祐辅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の大学専攻日本語教育の研究――文学思想による規定と日本の国語教育からの影響』（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日本语教育研究科，2013）的基础上完成的。本书通过分析在中国国内出版发行的51册主流日语教材，梳理这些教材与日本“国语教育”的关系，考察中国日语教育现状、背景、历史沿革，探讨中国日语教育界如何通过日语教育实现了对日本“深度理解”这一问题。
本书主要由“绪论”“本论”“结论”等章节构成。“本论”分为三部分，共九个章节。“本论”第一部分为“中国大学专业日语教材与日本国语教科书之间的关联”，包含“第一章 基础阶段日语教材与日本小学、初中、高中国语教科书的比较——以文章、作者为中心”“第二章 高年级阶段日语教材与日本小学、初中、高中国语教科书的比较——以文章、作者为中心”“第三章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间的中国大学专业日语教材与日本小学、初中、高中国语教科书的比较——以文章、作者为中心”；第二部分为“与日本国语教科书相关的中国大学专业日语教材的内容研究——选文的体裁、题材、习题设计及教学实践”，包含“第四章 高年级阶段日语教材与日本小学、初中、高中国语教科书的比较——以选文的体裁、题材、年代为中心”“第五章 与日本国语教科书有关联的过往的中国大学专业日语教材的内容及变迁——以选文的体裁、题材为中心”“第六章 日本国语教科书在中国大学专业日语教育中的应用——基于教材习题设计来比较分析教学指导内容”“第七章 中国大学专业日语教育中的“日本国语教育”实践——从日本教育委员会向中国派遣日语教师项目看日本国语教师的教育实践及作用”；第三部分为“中国大学专业日语教育与日本国语教育的内容、方法相关联的背景及原因”，包含“第八章 关于现代中国日语教育的研究史——基于对学术期刊《日语学习与研究》（1979—2012）的分析”“第九章 中国大学专业日语教材与日本国语教科书有关联性的主要原因——日本国语教育的取向与重视文学的思想”。
在“绪论”中，作者以中国大学专业日语发展历程为轴心，全面分析了自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至2012年这60多年的中国日语教育史，并将其分成了“黎明期（1949—1963）、摇篮期（1964—1969）”“恢复期（1970—1977）、确立期（1977—1989）”“成长期（1990—1999）、成熟期（2000—2010）、转型期（2011至今）”等三个大的阶段和七个不同的发展时期。虽然作者的这一历史分期与我国一些学者的分期不尽相同，但是作者通过对处于不同时期的教师、学习者的采访，以及对不同时期我国大学专业日语教育采取的不同教学手段和教材内容有所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还原了我国60多年来的日语教育历史发展的原貌，非常值得国内学界进行参考。
特别是在“本论”部分，作者用了九个章节，通过重点考察中国国内出版发行的51册主流日语教材，梳理这些教材与日本“国语教育”的关系，分析了我国大学专业日语教育内容的历史变迁。明确指出，中国日语教材与日本国语教科书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并围绕这一特征，从中国日语教材的内容、教学指导方法、教学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示，在选文的体裁方面，“评论”“随笔”“小说”等体裁的近现代作品占据各类教材的大半部分。另一方面，在选文的题材上，“文学”占选文整体的62.7%，其中七成以上是与日本国语教科书重合的作品。高年级阶段日语教材的题材不仅限于小说、随笔、评论，还选用了日本古典文学、日语中的汉文等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从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借用而来。
作者分析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我国大学日语《教学大纲》的制定者以及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之间，普遍存在着一种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体现规范的日语表达、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的想法。同时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日关系的深化，急需培养高层次的日语人才。加之，日本国语教师被派遣而来以及日本国语教科书被引入，这使得包含日本古典文学在内的文学教育具有了被实施的可能性。因此最容易拿到手的日本国语教科书作为参考被采用。再加上，我国外语教学中所设想的高层次外语人才的培养目标就是要达到语言对象国高中毕业生的语言水平。因此，很多人认为选用日本高中国语教科书中的文章作为中国大学的日语教材内容是非常合适的。
这些研究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国大学专业日语教育与日本国语教育长期存在关联的内在原因。也为日语教学中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语法教育为什么一直受日本‘学校语法’的影响”找到了一个内在的客观依据。当然，作者在文中对不同时期的变化、起伏也进行了具体分析。在不同时期，中国日语教材与日本国语教科书之间存在的相似性也随着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国内也有研究者和教师指出，虽然以“教授地道的优美的日语”“讲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为着眼点的课程可以直接采用日本国语教育的内容和教学方法，但是在涉及语言学知识，以及需要说明词汇意义和用法的课程上采用日本国语教育的方法就显得不太适合了。特别是到了2000年以后，国内对日语教育的研究不断开展，如本文前面介绍的那样，通过作者对《日语学习与研究》中发表的关于日语教育研究的论文数的统计，可以看到“数量最多的是2011年，共27篇；其次是2005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各11篇；再次是1991年、2000年、2003年，各9篇”，说明我国的研究者也越来越重视对日语教育的实践与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尝试解决。
我第一次见到作者田中祐辅先生，是2015年被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在日本进行讲演的时候。会后我们进行了交流，他向我介绍说他在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对中国的日语教育进行了综合的研究，研究后撰写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并应允出版后送给我一本。不久之后，在2015年11月，我就收到了他的这本专著。阅读以后，我感觉这本书非常有参考价值。那时我就想，如果能把这本专著介绍到中国，会对我国日语教育研究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2017年我去日本访学时再次见到田中祐辅先生，那时他正在开展他的第二个庞大的研究计划。他准备就中国的日语教育史进行人物专访式的访谈研究，拟定了庞大的采访计划并在逐步地推进。
在日本期间，就中国日语教育情况以及个人的日语学习经历，我两次接受了田中祐辅先生的录像采访，每次都是三四个小时。其采访内容之细，设计提问范围之广都令我赞叹。在我们的交谈时，我把我想将其这本专著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想法告诉了他。田中祐辅先生非常高兴，并表示为了能使出版更加顺利，他打算积极申请出版资助。就这样，在我和田中祐辅先生的共同努力之下，2019年通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申请到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翻译出版资助。经过将近一年的工作，我们完成了这一专著的翻译。
本来按照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的规定，本书应在2020年3月前出版。可是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的爆发，使全世界许多工作都放慢了脚步甚至停滞不前，我们的出版工作也相应延迟。虽然，疫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但也给了我们进一步斟酌翻译内容的时间。这也使我们认识到，任何工作其实有时候都有必要放慢脚步甚至是停下脚步，回过头来认真总结，才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发展。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我国的外语教育，包括日语教育事业，近些年来发展迅速，甚至有过一段“黄金时代”，我们的教学成果也是令人骄傲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理论研究乃至教育实践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滞后的，我们须要回过头来进行认真的、全面的总结。好在近些年来，包括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许多专业从事日语教育研究的学者们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计划开展多方面的研究。也有人提出了要对老一代教授、专家进行抢救式的人物访谈，把他们宝贵的教学经验和理念都挖掘出来，进行总结研究并留传给后人。
我相信，在中国日语教育界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的日语教育事业一定会在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研究方面迎来一个飞跃发展的新时代。同时，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也一定会对我国的日语教育事业给予重要的参考意义。本书由费晓东、朱桂荣（分前、后两部分）承担翻译，徐一平统稿、校对、审订。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有遗漏以及不够准确的地方，还希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最后，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对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资助表示感谢。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综合语种教育出版分社的薛豹先生、杜红坡先生为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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