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期关注中国近世思想文化史，近年更以概念史研究独树一帜。《文化史的追寻：以近世中国为视域》前半部分为文化史理论探讨，对文化史研究路径进行了深入辨析；后半部分为个案研究，结合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或特色问题做出了精彩解读。作者的思考，对于读者了解文化史的内涵与方法，当不无助益。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院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新史学”集刊召集人之一，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关系史。著有《文化怪杰辜鸿铭》、《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闲话辜鸿铭——一个文化怪人的心灵世界》、《“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合著）、《康乾盛世历史报告》（合著）等。译有《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自画像》、《辜鸿铭文集》等。主编“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译丛”、“文化名门世家丛书”、《西学与清代文化》、《社会调查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兴起》、《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等。
一、文化史何为？一种研究省思
整体性强调与“以文化解释文化”之策略
文化史研究的三个层面及其深度追求
“文化史事件”及其他
二、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
观念的“社会”化把握与“概念史”实践
知识的反思性考掘与信仰的本真性揭示
“人文”化的学术追寻与多学科的问题对话
三、“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话语”、“话语分析”的由来与内涵
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话语”分析的积极面向
困惑与批评：概念“自明”性问题和“‘想象’本质主义”
四、“概念史”和“一般思想史”短论二题
（一） “概念史”视野与五四研究
（二） “选择”的意义：学者潘光旦的思想史地位漫说
五、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
——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
问题意识的由来与满人“中国认同”之确认
认同与再造：内涵及特征分析
清末满人的现代民族自觉与“中国认同”之演进
变与不变的“中国性”：多重认同的统一
六、乾隆朝《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
《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缘起与时间略考
编撰者、有关内容及其“广东英语”之特征
乾隆的语言兴趣、中西交往和“西洋馆”问题辨析
七、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之大成
——鼎盛时期圆明园的文化特征及其成因
小引
中西园林文化和造园艺术交融的“博览会”
园林建筑艺术透视：一种集大成的典型
萃珍无数的特殊“博物院”和“图书馆”
皇家文娱中心及其园林文化成因略说
八、晚清寿阳祁氏之文化
从考古到经世：开边疆史地学研究之新风
祁氏诗歌与晚清“宋诗”旨趣
发扬“帖学”的艺术：祁氏书法遗产及其他
九、清末民初现代“文明”“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
中西“文明”、“文化”概念的早期接触与对应
甲午战后现代“文明”概念的流行与维新、革命之关系
狭义“文化”概念的形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结语
十、大义与私意：罗家伦“上书”赶辜鸿铭“下课”
——一件新发现的北京大学档案之解读
罗家伦“上书”北大校方的正文及其背景
激于“大义”与“私愤”的双重冲动
“上书”的正式递交与校方的最初反应
两个老师之间的“竞争”：胡适因素蠡测
辜鸿铭在北大的英文教学效果之他证
晚年罗家伦对辜鸿铭之“论定”
十一、畸变的历史：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
传统语境下“黄色”一词内涵的基本倾向及近代延展
“黄色新闻”与“黄色工会”：西方贬义的黄色概念传入中国考
“黄色”一词淫秽含义的生成、扩散与定型
何以致此？“黄色”词义双重变异的成因分析
一、文化史何为？一种研究省思
谈到“文化史研究”，首先要涉及对“文化史”的理解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史特别是近代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一直在持续进行，甚至某种程度上还可以称得上繁荣，但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文化史的理论反思，却是始终不足的，即便与国内学界社会史的理论探讨相比，也要远为逊色。80年代之初，周谷城前辈提倡“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建议文化史的研究者们先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埋头著述，暂不要过多地去进行理论方面的讨论。这一做法在当时也许存在某种必要性，但由此导致的对于文化史学理论的忽略及其认知的局限性，如今已是越来越成为制约文化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因素了。
整体性强调与“以文化解释文化”之策略
这些年，国内学界专门探讨文化史理论的论著极少。在笔者所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专论中，常金仓先生的《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值得一提。该书作者不满于国内的许多研究停留在文化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评判水平，以及对文化各门类的拼盘组合层次之现状，极力强调文化本身及其研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对于现今的文化史研究来说，不无针砭意义。在这方面，他主要是继承和发挥了日本文化史家石田一良的某些观点。
石田一良指出：“对文化史学的最大误解，是将‘文化’视为相对于政治及经济的，有关宗教、学术、艺术等的狭义的文化现象，从而把‘文化史’看作部分地或综合地记述该类历史的一种特殊史。”常金仓加以发挥道：“历史学家之所以采取文化史的研究策略，正是要把人类的全部历史当作文化加以整体的考察，正是这个整体性才能克服旧式叙事史的个别性和独特性，从而发现文化发展的一般原理。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学术思想都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把他们割裂开来分别研究，犹如将一个人肢解以后再去研究他的各种生理活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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