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西北角_范长江_9787517137832_上海联诚图书有限公司

本书是著名记者范长江的旅行纪实作品。这一系列文章创作于1935年至1936年，是范长江作为《大公报》旅行记者的沿途见闻，向读者真实客观地呈现了当时沿途所见的中国西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各方面状况及自然风光。书中所涉内容广泛，描绘的人物形形色色，既有军政要人，又有山川小民，涵盖了从社会上层至底层的各种人物的生活。因为作者路线与相近时期的红军长征路线有所交叠，所以部分篇章记述了一些红军长征的情况，表达了作者对这支人民队伍的敬意和希望，系最早真实公正展现红军长征形象的新闻作品之一，在中国的通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书语言通俗晓畅，颇有文采，兼具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

自序

记者在绥远前线工作，深觉有许多朋友，对于我们西北一角在当前解放战争中的战略情形，缺乏正确了解，往往中了对方虚伪理由的毒害。所以借此出版的机会，提出鄙见，和读者诸君商酌。

察、绥、宁、甘、青、新六省，除新疆而外，其余五省，就目前现状而论，经济价值甚微，比平津及沿江沿海一带，肥瘦之差，直不可以道里计。然而日本关东军却以非常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不断由东北以伸向西北，不惜重大的牺牲，在内蒙古草原与沙漠中，作凶猛的经营。东北之后，继以热河；热河之后，继以察北，近更不惜作武装夺取绥远的冒险行动。

日方对外宣传，其所以企图占领西北一线，为“防止赤化之南侵”。换言之，即为“围困苏联”，以救中国于厄运。自表面言之，日本之侵略西北，乃“防共”之手段，而并非目的，似为尚可原谅之动机。最近某地学生救国联合会拟就宣言一篇，其中认识深受此种不真实宣传之影响。认为日本之攻绥，目的在包围外蒙古，进攻苏联。

记者以为中国人必须根本认定：日本侵略的主要目的地是我们中国。其“防苏”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为苏联在亚洲的领土，深深威胁着日本在大陆上进攻中国的大路。故日本欲求安全地进攻中国，不得不对东部西伯利亚和外蒙古加以武装控制，甚至想掠为己有，此其一；其次，日本无已止地进攻中国，势必迫中国以求国际援助，英美受地理条件限制，所能给予中国之助力有限，但万一中国自西北以联合苏联，则军事上立即可起非常变化。故日本必先在陆路上截断中苏联合的纽带，即所谓大陆封锁政策。

故日本之攻略西北，不是“借地防赤”，也不是简单的领土扩张，而是一种非常狠辣的对华军事大策略的实施。记者希望大家用这种眼光来看中国的西北角！

长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于绥远

序言

许多在三十年代生活过的朋友们现在还常常向我谈起《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在当时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本书在发行以后的短短几个月中，曾连续印刷了七版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长江后来在他的《记者工作随想》一文中讲过，他当年到西北地区采访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力图比较深入地了解即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他感到这是当时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两个重大问题。因此他不畏艰险地开始了这次采访旅行。他的新闻通讯在《大公报》连续发表，描绘了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北地区的黑暗、腐朽、愚昧和贫困的现状。对于那里经济的雕敝、民族的压迫、宗教的纠纷、军阀的争夺和日益深重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机，无不予以入木三分的揭露。这些通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促使广大读者深入地思索民族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特别是他第一个公开报道了正在进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他努力用客观和公正的态度来使读者了解事实真相。

在本书中，长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坚持这种进步的思想倾向，努力追求真理和光明，使他终于从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他获得机会直接接触中国共产党，并聆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诲，他的政治立场开始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长江在世时常常用严格的标准谈论自己当时的作品，认为自己的认识水平很不够，感到自己没能更早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很大的遗憾。如果今天长江还活着，他不会同意本书重版。然而我想，这本书对于研究近代历史和新闻史的同志们或许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对于其他对本书有兴趣的读者也许会有所裨益，所以在新闻界、出版界同志们的敦促之下，我同意将本书重版了。这也是对长江的纪念吧。

对原版本比较明显的文字上的错漏，我作了必要的校正。

本书重版承蒙新闻界、出版界同志和朋友们的大力协助，我在此深致谢意。

沈谱

一九八○年三月

长安剪影

记者于途中，读杜少陵《丽人行》，有“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之句。又读其《曲江三章》，见有“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以为长安城中，必定富池沼之胜，有如北平之三海，南京之秦淮河玄武湖者。然而当记者于十月中旬到长安以后，遍游长安城内，不见有可以供丽人游玩的水边，而所谓曲江也者，尚在今长安城南三十余里之遥，且只干沙沟一片，既无菱，又无荷，根本无从枯折起。纵有风，亦不会有涛来。问之长老，始知唐代长安，远比现在长安为大，中包曲江池，池边殿榭星罗，池中波涛荡漾，菱荷丛生，故杜诗常吟此。惟《丽人》与《曲江》二诗作于唐天宝年间，距今不过一千二百余年，而长安之景象，竟已逸乎少陵意境之外！一代文章，其所记述者乃当时当地之事物，故单知文章，只算接近知识之初基，必对于实际之事物，加以体察，始能得乎知识之真诠。以现代事实附会古代文章，或以古代文章曲定现代事实，皆不明乎时空之关联，将使客观事实与记述事实之文章，彼此相去愈远。

目前长安市面，与国内任何省会以上的都市，有其相异的外观。一般都市都在经济没落中叫苦，独有长安却呈现急促的繁荣。商店的数目，和各店中的贸易额，皆有极大的增加。建筑事业更如雨后春笋，异常活跃。土地价格从每亩十数元，暴涨至数百元，甚至千元以上。旅馆业尤为兴盛，无论大小旅馆，欲求得一席地，亦殊有“长安居，大不易”之观。

长安繁荣，系以陇海路通车为主要的原因，而“剿匪”军事中心，由成都移至长安，亦为重要的助力。铁路直达长安以后，外来货物，不必再由潼关用汽车转运，这里省去了一笔汽车运费，和在潼关转车时的起卸费，减轻了长安市上货物的成本，因而市价一般的低落，增加了市民的购买力。铁路伸入关中，对于关中农产品的收集，既在交通方面增进了便利的程度，同时运费的减少，使渭河流域的农产品在潼关以东的市场有更大的竞争力量。

交通经济发达的结果，则目前成为交通上起卸点的长安，自然相因而至的有多量货栈、旅馆、饮食店等建筑的需要。建筑需要扩张，地价亦因以增大。加以西北“剿匪”总部之成立，整批西来的军事政治人员，与乎大量的前方部队的供给，在衣食住的消费方面，皆给予重大的兴奋，形成了长安的非常景气。

从市政上看，一年来长安的进步，直可谓一日千里。主要街道，已一律筑成碎石路，小街僻巷，从前大坑小坑镶成的路面，现在亦通成了通车无阻的坦途。

但是长安繁荣的里面，却包含着严重的事实，这个严重事实，决定了长安繁荣是暂时性的发展，预示着若干时间后的衰落。因为目前的长安，是以单纯消费景气和暂时“剿匪”景气为实质。江西南昌曾以“剿匪”而盛极一时，同时在红军离去江西以后，南昌的景气，亦被他们带走。而且就一般情形看，陇海路送到长安来的货物，以日常直接消费的制成品为多，生产日用品的机器，却非常之少。这是表示关中货币，无希望的流出，隐示着社会金融紧迫的前途。诚然，在交通用机器方面，有较大数目的进口，而且特种大规模的工业，如咸阳酒精厂等，亦消纳机器不少。不过，交通用机器，只作用于日常生活品之沟通，而不能作用于日常生活品之制造。建设厅创办，由吴伯藩先生主持之咸阳酒精厂，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为非常重要之企业，而对于日常生活品之自我供给，仍有其有限的范围。

随着土地价格的飞涨，长安市内和陇海路西延线的两侧，所有土地，几尽为土地投机商所把持。往往有凭借政治力量操纵土地，转瞬遂成暴发富翁。更有凭恃政治势力，以兼营商业者。官厅法令，对此等营业，亦往往无可如何。如某记者在西北饭店中，遗失珍贵照像机一事，不但店方若无其事，毫不置理，即治安当局亦因环境关系，颇感难于下手究办。

社会的发展，如果脱离以一般社会福利为中心的正轨，让钱与势交相为用的集中于一部分人之手，必生不平之鸣。杜少陵作《丽人行》以讥唐明皇时代大官贵人之骄淫恣逸，非亲尝此种滋味者，诚难了然于其用心之苦。（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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