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知名专栏撰稿人萧易最xin作品——但凡考古上有新的发现，萧易总会去现场一探究竟，而《中国国家地理》和《华夏地理》上但凡有和巴蜀地区的石窟、考古相关的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中国国家地理》编辑刘乾坤曾介绍到，自2009年萧易为杂志撰写安岳石窟起，今天的他已经是《中国国家地理》发稿量第一的作家了。此次出版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是萧易继《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之后的又一部作品。
★ 历时10年19次亲自踏访，足迹遍布巴蜀的考古寻访发现之旅——10余年的考古寻访，19次与《中国国家地理》同行的发现之旅，4000余年的文明追溯，汇集成了一部在脚下遗迹与千年文明间切换的蜀地史。书中的考古发掘大多是萧易参与的，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巴蜀，那些荒野中的遗址，也是他一步步踏访、整理的。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作者将四千余年的四川历史作了有序梳理，通过生动的考古发掘，具体而微地讲述历朝历代的故事。那些原本不见于史料记载的人物，也在他笔下变得鲜活起来……
★ 以考古的角度进入历史，集结了四川最ju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遗址——萧易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以时间为断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这之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而这些文物串连起来，恰恰形成了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为我们呈现了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了四川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
★ 极具人文关怀的民间立场记述，将目光投向那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断——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但还有无数故事的发生，由于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得以管窥更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串联各个时期的考古遗址，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萧易在书中将自己“投射”到历史里去，让历史想象建立在考古实物与文献史料比对之上，并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 收录300余幅高清配图，内附“出土文物在哪里”古迹导览示意——书中收录高清配图300余幅，均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团队拍摄，同时配文物线描图若干幅，生动展现中国文物之美。该书采用了流畅舒适的设计风格，选择了墨绿色皮面材质打造封面，书中还设计了两幅“古墓内景”大拉页，书后还附上了一份“出土文物在哪里”的导览示意，将书中提及的出土文物现在所藏的博物馆信息进行了详细的罗列，大家可以一起寻古迹、看考古、赏文物、知巴蜀。
微观的四川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兵伐蜀，蜀王败绩，后为秦军所杀，古蜀国就此覆灭。亡国阴霾下，古蜀国王公贵族何去何从？
大约汉代的一天，大鸿胪荆文君在府上遭遇飞来横祸，在宫中出任黄门侍郎的儿子荆中，因事得罪皇亲国戚，罪该当诛。皇帝念在荆文君昔日平定羌人有功，且年事已高，这才赦免了荆氏的死罪，令其举家流放至蜀地。
中大通五年（533）正月十五日，上官法光之妹令玉尼去世，崇信佛教的上官法光找来工匠，为亡妹开凿了一龛释迦像，希望她能往生净土，也将一家老小的形象留在了佛龛背面。
宋端平年间（1234—1236）的一天，成都府彭州城，夜深了，董宅的灯还亮着，董家上下面色凝重，听说蒙古人从大散关打来，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倘若蒙古人进城，不但家中的金银器难保，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董家人商量再三，决定将金银器挖坑埋藏，暂避风头，尔后踏上了流亡之路。
明正统三年（1438），宣抚司佥事、昭信校尉王玺，领着龙州城的番人远赴京师，例行朝拜、进贡，并向明英宗递上了意图创建报恩寺的奏折。两年后，王玺在龙州城中修建报恩寺，将朝廷的恩泽如同雨水一样洒在王国的边陲。
清道光二十年（1840），梓州盐亭县乡绅倡议重修莲池寺前字库塔，乡绅的倡议得到耆英、文生的响应，耆英蒲思儒捐钱四百文，文生王德炳、王德洋共捐钱四百文。
战国年间的开明王族，汉代的荆氏家族，南北朝的上官法光，宋代的董氏家族，明代的土司王玺，清代的耆英、文生……他们的故事，或隐藏在地下的墓葬、窖藏，或铭刻在地上的石窟、碑刻，不见于史料记载，也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其名字，以及伴随他们的流亡、离愁、死亡、恐惧、信仰。
在荆文君、上官法光、董氏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或许与身边的蜀人别无二致；而今日，他们的故事，却成为后人解构历史的标本。拿董家来说，1993年，董宅的珍藏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彭州西大街金银器窖藏。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包括金菊花盏、金瓜盏、凤鸟纹银注子、银梅瓶、金钗、金簪诸多类别。八百多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重现于世，验证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关于宋人喜好金银器的记载。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巴蜀，四川州县大多被攻破，无数蜀人踏上流亡之路，董家的遭遇，恐怕也是千万悲剧之一。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延续四百余年，它的历史，却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了，直到今天，我们对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上。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得以有机会管窥这个庞大帝国的细节。就汉代而言，四川就接连发现了绵阳双包山汉墓、成都老官山汉墓、德阳塔梁子壁画墓、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等，而在山野林间，汉代崖墓更是密如蜂巢，其数目何止万计。
1993年，绵阳市涪城区磨家镇双包山发现一处大型西汉木椁墓群，墓中出土了包括经脉漆人在内的大量漆器，墓主身份极为高贵，当在列侯之上；2012年的成都老官山汉墓，不仅出土了蜀锦织机模型，还有诸多医简，其中部分医简上多次出现“敝昔”名称，古时“敝昔”通“扁鹊”，医简可能属于失传已久的扁鹊学派；塔梁子壁画墓的主人，则是昔日获罪西迁的荆氏家族，荆文君子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也把中原地区流行的壁画带到了蜀地。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有意思的是，滇人的编钟、铜鼓，昆明人的双环首剑、臂甲，蜀人的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带钩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这些汉代的遗迹、墓葬，让我们得以接触汉代蜀人的鲜活生活，倘若串联各个时期的遗址，也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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