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园农事（大雅·中国乡存丛书，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系列，致敬农耕文明）_黄孝纪著_9787219110515

《故园农事》是“中国乡存丛书”（入选“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等众多权威好书榜）第三部。在本书中，知名乡土散文作家黄孝纪以故乡——一个典型的湘南山村八公分村为切入口，以散文形式书写乡村农事，辅以30余幅精美手绘插图，立体化描绘了犁田、双抢、交公粮、采药草、摘油茶、放牛、养蜂、打铁、补锅、弹棉被等60种传统乡村农事，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的变迁。这些农事，有的已不多见，有的已为现代化器械替代，成了那个年代乡村的缩影。然而，这些书写农事的精美散文，因为展现了天人之间最原始的角力，展现了人与自然最质朴、最亲密的关系，在今天，反而异常让人着迷。它们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独特历史影像，是为南方乡村书写的一部独特传记，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大地艺术。

自序：日出而作的故园农事

◎黄孝纪

湘南是一个多山的地方。

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就是在被群山围绕的偏僻一隅。那时候，故乡的山岭郁郁葱葱，故乡的江流碧波荡漾，故乡的田野土地肥沃，故乡的人们淳朴善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一方水土度过的。

我们村庄地处永兴、桂阳、郴县（现为郴州市苏仙区）三县交界的区域，它坐西朝东，横亘在一列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山脉之下。村后紧挨着的那座山岭，俗称后龙山，据说关乎一村的风水，生长着高大而茂密的枞树、樟树、苦槠等品种繁多的树木，保持着原始的状态，禁止砍伐。青砖黑瓦的村旁，有诸多的古树，古枫、古椆、古柏、古樟，无不耸立云天，繁荫覆盖。村前便是江流和稻田。这条江流没有名字，其源头在上游山岭之间，曲曲折折流到我们村前时，江面已变得开阔而平缓，沿江两岸满是高大的树木，尤以苍柏、垂柳、梧桐、油桐居多，灌木、荆棘和野生小竹子也多，将江水染成翠绿。沿途的江上，筑有多道石坝，一段段的江水被拦截抬升，由长长的水圳引入江岸两边的稻田。对于我们村庄来说，即便再干旱的年份，农田的灌溉用水，基本上还是无虞的。江上架有石桥和木桥，连通两岸。而在江对岸的稻田之后，又是连绵起伏的山岭。长久以来，这条江蜿蜒流淌，哺育着两岸大小的村庄。

在传统农耕的故乡，种田无疑是最重要的农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之前，我的故乡与一江上下的上羊乌、下羊乌、土方头、油市塘、朽木溪、臼林同属于羊乌大队，这之中，我们村与上羊乌村是两个大的自然村，其余的都是小村。按照全大队统一的排序，我们村分成四个生产队，分别叫五队、六队、七队和八队，我家在五队。在我童年时期，生产队已种植双季稻，春种一季早稻，秋种一季晚稻。只是所种的还多是常规水稻，产量也并不很高，每个生产队一年稻田的产出，在上交公粮之后，分给各家的稻谷，尚不能解决乡人的温饱问题。

种田自然是辛苦的，杀叶积肥，犁田耙田，种秧莳田，管水治虫，乃至割禾晒谷，每一道农活，都需要付出无数的汗水。尤其是盛夏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双抢”季节，烈日炎炎，劳动强度巨大，甚为辛劳。我也从小就参加农田里力所能及的劳动，在父母、姐姐和乡人的身体力行之下，耳濡目染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农耕技能，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那个年代，乡村没有闲田，每一处能栽种的稻田，都要种上水稻。一年中，当江流两岸的稻田里，碧绿的禾苗渐渐变成金黄的稻浪，绵延着，从一个村庄扩展到另一个村庄，直到模糊的远山和远村，那真是令人喜悦的景象。分田到户的早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激发，加上杂交水稻的广泛种植，农药、化肥的使用，粮食产量显著提高，成就了多年的丰收盛况，也彻底解决了长期困扰乡村的温饱大事。

作土也是一项日常的农事。故乡的园土，散落在江两岸的山脚或山窝，曾有多年，红薯和小麦，是两种最主要的旱土作物，它们是除水稻之外的重要粮食。分田到户后，随着水稻的增产增收，小麦渐渐无人种植。红薯的种植依旧在延续，只是它那曾经担负着故乡人家“半年粮”的使命已然不再，成了酿造红薯烧酒的原料，此外加工红薯干、红薯粉，总之慢慢成了乡人日常饮食的辅助品。园土里的其他作物品种多样，因季节交替而轮作，花生、高粱、黄豆、蚕豆、辣椒、茄子、南瓜、苦瓜、白菜、萝卜、肥菜、风菜（方言）……应有尽有。对于乡人来说，这些来自园土的收获，自给自足，既保证了家中一日三餐的菜蔬，还可拿出一些喂猪，有些物产还能在赶圩日卖点钱，贴补家用。

相比水田和旱土，故乡的山岭更多。这些绵延的山岭，以红壤土质居多，主要种植油茶林。油茶林里，也间杂着杉树、油桐树、山苍子树等经济林木。长期以来，育山护林既是乡人约定俗成的准则，也是重要的农事。在生产队时期，一年的冬春两季，当稻田和园土里的主要农事忙完以后，乡人就会到油茶岭上垦山。垦过山的油茶林，长得愈发高大而茂密，开花多，结果大。记得山岭分到户之后，我的老父亲长年里一有闲暇，就去村前对门岭上那片自家的油茶山垦山护林。丰收的年景，我们家的这片油茶林，能摘六七十担油茶果，可榨几百斤金黄芳香的新茶油。油茶山上，也是我们平日里捡柴的地方，那时乡村的砖灶，以烧柴火为主，只有在寒冬腊月，才会烧炭。山间也多生长野竹子，以及金樱子、黄栀子、香薷等野生药用植物，在扯竹笋、采药草的时节，常见乡人忙碌的身影。

昔日炊烟袅袅的故乡，鸡鸣犬吠，充满了生机。养殖家禽家畜，是故乡人家的传统。在生产队时期，耕牛是集体的重大财产，也是耕田最主要的畜力，通常由各生产队安排专人牧放。那些牛铃叮当、早出晚归的放牛场景，是每天都要上演的乡村经典画面。那时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猪，养大的肥猪，由生产队安排上交公社食品站，完成国家收购任务，或在过节过年时宰杀分肉，相应地，生产队则会按猪的重量给农户计算应得的工分，这样的养猪方式，乡人俗称养工分猪。养鸡、鸭、鹅的人家也多，这些活泼可爱的家禽，每天散布在乡村的各个角落，觅食或者嬉闹。村前的池塘众多，大大小小，一个连着一个，碧波荡漾。池塘里养着鱼，池面常有鹅鸭浮游，不时也有水牛冲进去躺着，舒舒服服地泡水。干塘的日子，塘岸塘里，观看的、捉鱼的，人头攒动，笑逐颜开，是乡村欢乐的时光。分田到户后，养牛、养猪的人家曾一度热情高涨，也实实在在给农家带来了不少收入。只是随着时代的演进，多年之后，耕牛和猪都从故乡消失了，令人唏嘘。

在漫长的岁月里，农耕的故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除了耕种和养殖，乡人挣钱的门路很少。亦因此，到了长冬，差不多就进入了农闲期。不过有手艺的乡村工匠，在农闲的好几个月里，倒正是出门赚钱的时候。那时的故乡，离不开木匠、漆匠、石匠、砖瓦匠、铁匠、补锅匠、补鞋匠、弹棉匠、裁缝……他们以自己勤勉的劳动，维系着乡村手艺的新陈代谢。而身无长技的乡人们，则拿些小的本钱，凭着一身力气和耐劳的品格，常成群结伴，走几十里山路，深入邻县的林区购买杉木背回家，再趁着赶圩的日子，背到十里外的圩场上卖掉，赚取几角几元的辛苦钱。

农闲也是乡村兴修水利和各项大型建设的大好时机。村前江上的石坝，稻田间那一条条修长的水圳，村旁那俗称山塘的小水库，都是一辈辈的乡人，用无数的劳动和汗水建成的。我的童年见证了那个全民修水库的时代的尾巴，我跟随送饭的母亲到邻村水库工地上所见到的热烈劳动场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我也目睹了山脚下那条简易黄土公路的修筑和通车，见证了乡人抬水泥电杆建设进村电网的情景。这条公路和电网，从此将闭塞的故乡与外界，与快速发展的时代，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乡人点油灯的日子，成为过往。讲古、看戏的传统乡村娱乐形式，也被看电影、电视所取代。农业的丰收，经济的发展，也促成了故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建房热潮，每年冬闲，一栋栋新瓦房拔地而起。原先那个仿佛凝固的浓墨般的青砖黑瓦的村庄，迅速洇染开来。

我很庆幸，我的童年和少年能在湘南山区的这一方土地上度过。童年的故乡，人们专务于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平静简朴的田园生活。年少时，欣逢革故鼎新的时代，生产队解体，田土山包产到户，这时的乡人更焕发出了对农事的热情，热爱田园，勤恳奋发，朝气蓬勃，如今看来，这也是我半百人生所见的故乡农业的繁盛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故乡农人，离开了农村，脱离了农事，他们的身影游动在城镇的建筑工地，或定格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年老的农民，则带着一辈子积攒下来的农耕经验，带着对田园荒芜的痛惜和无力，渐渐离开尘世。浩荡潮流之下，村庄变得冷落，乡人纷纷弃耕，田园多有荒芜。猪儿拱土，牛儿春耕，日渐稀疏，不复往年。长久以来维系着故乡世代绵延的传统农耕，在与新兴工业文明的交锋之中，显得不堪一击。

作为一个拥有着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古国，农事，原是天人之间最原始的角力，也是人与这个世界最直接、最质朴的交流方式。千百年来，农人依靠土地划分自己的“疆界”和“王国”，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耙子和犁，耕耘着土地，灌溉着土地，以自己最为独特、最原始的方式参与着世界的造化和运转，改变着大地的纹理和气象；民俗、道德、伦理……因之得以形成，古老的文明得以无尽延续。农事，让土地呈现如一块永不枯竭、日新又新的画卷，它是农人的尊严与骄傲。

传统农耕，也成就了天人间最美好的和谐。土地，是上天的馈赠，而农事，则是人与天地所能发生的最为亲密的关系，它让人们与自然朝夕相处，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在这里亲近山川河流，在这里感受阳光雨露，在这里感受天地神人的神秘交汇……来自土地深处的与人连为一体的力量，让一代代农人将毕生贡献于它，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最后，化作尘土融于斯。

今天，当我们乘坐飞机缓缓升入云端，从空中俯视大地，我们仍能看见，那些深刻改变人类版图和历史走向的手笔：那开荒凿山留下的巨大豁口；那汩汩流淌的不竭运河；而那稻谷映出的片片金黄，在阳光下闪耀，迷醉了我们的双眼……

它们是人类的杰作，农人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大地艺术。

2020年7月19日写于义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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