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家中的中国之友——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与伏尔泰思想研究_文聘元著_9787100196840

　　《西方哲学家中的中国之友——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与伏尔泰思想研究》分为两大部分：部分分析了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与伏尔泰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第二部分不但包含了19世纪黑格尔对中华文明与中国哲学的蔑视与攻击之辞，更包含了对中国与西方思维模式的整体性分析，指出了共有三种思维模式，即联觉思想、逻辑思维与实证思维。全书通过一条共同的线索——与中国的关系——将三位哲学家串联在一起，分析比较中国与西方哲学思想异同，更在此基础上弘扬中华文化，是一部面向中国之未来的作品。

　　西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思想繁荣、哲学昌盛的世界，古希腊以降，杰出的哲学家可谓群星璀璨。
　　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也各有所长，既有共同之点，也各具特色。而正是那些共同之点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些哲学家们进行相应的分类，如分成经验主义的或者理性主义的、有神论的或者无神论的，如此等等，甚至于可以进行更加的细分，如对“存在”这个词的不同理解就可以构成一部贯通整个西方哲学史的著作。
　　简言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理解西方哲学史，从而进行具有特色的归纳并且写出相应的独具特色的作品来。
　　本书正是从一个独特视角去看西方哲学史。
　　这个独特的视角是与中国相关的。
　　中华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向来被认为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从遥远的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文明。但由于地理相距遥远，我们在思想上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稀微，西方的哲学家们也甚少提及中华文明。据我的了解，最早提及中国的西方哲学大家是诞生于1561年，中世纪晚期的培根，他在其著作之中有几次提到了中国。例如他在《新工具》中说，中国人不了解音乐学中关于谐音学的知识，中国的文字中也没有字母，意指中国的文字是原始而简陋的。
　　特别是在《新大西岛》中，他对中国的批评可以说是毫不客气。他说中国一直有一种古老的法律，就是不准外邦人人境，他认为这是一种“很坏的法律”，因为它“使中国人民成为古怪、愚昧、怯懦和蠢笨的民族”。
　　他还说，中国虽然限制外国人进入，但中国人自己却可以随意航行到各处， “这就说明他们限制外邦人人境的法律是一种怯懦和恐惧的表现”。
　　他甚至还说，在大西岛上也像中国人埋藏陶器一样在许多洞穴里埋藏各种各样的陶器，不过大西岛上的种类“比中国的陶器更多，形式更美”。
　　我们知道，中国的瓷器（我认为培根在这里实际上指的不是陶器而是瓷器）之精美举世无双，培根由于对中国怀有偏见，即使在编造出来的小说式的《新大西岛》中也要说中国不行，就连中国人最擅长的瓷器都不行。
　　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西人对于中华文化是相当缺少了解的，正因为缺少了解而对之抱着一种负面的甚至轻蔑的看法。抱持这种看法的西方哲学大家并不止培根一个，生于1770年的黑格尔同样如此。例如他认为中国人是没有自己的历法的，而对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与基础的孔夫子的思想，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显然，黑格尔对中华文化是持着批判甚至蔑视的态度的。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这种蔑视与不了解从十六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此后当然更是如此。因为黑格尔之后，中国更加落后于西方了，到十九世纪甚至沦为了西方人的半殖民地。
　　然而，并非所有的西方哲学家对中国都抱持着这样的态度，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可以说有三个“中国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对古老的中华文明怀着相当大的好奇心，也进行了相应的论述，并且整体而言都抱持着正面的态度，这三个人就是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与伏尔泰。
　　这三人可以说各有特点。
　　马勒伯朗士对中华文明的整体并不理解，他只是基于朋友的请求，经朋友转述朱子理学之后，认为其与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并不相符，甚至整体来说是属于无神论的，因此要加以批判。目的也是要中国人接受这种批判，好转而跟从基督教的来华传教士们信仰基督教的上帝。虽然如此，马勒伯朗士对于理学的分析却是所有西方大家中对中国哲学最为深刻而系统的比较性分析，是中西比较哲学的典范，直至今天都是最好的样本之一。原因无他，因为马勒伯朗士是唯一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朱子理学作出过深入了解的西方哲学大家，虽然有不妥之处，但整体而言却是正确的，指明了中国传统哲学是无神的，是以道德而不是以神为基础的。
　　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却不是如此。首先他们针对的并非如马勒伯朗士一样只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学，而是整体的中华文化，并且对这种文化有着崇高的敬意，例如莱布尼茨在《人类理智新论》中甚至称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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