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村干部、前民办教师罗天福率领一家四口来到西京城，靠打饼度日，为考入西京城品牌大学的一双儿女提供支持，全家人在城市生活中所遇到各种始料未及的情况，一次次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和人间的爱，并最终融入城市生活，重新确立了生活目标，其生活面貌及思想境界得到提升的过程。小说真正写出了我们这个时代里在都市的沼泽之中苦苦挣扎着的小人物们的命运。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饱满的人文情怀直面当下精神问题，呈现出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品格。
主人公罗天福的生存空间里，显示着人文人性人情的审美剖析与审视，是一种贴近的现实感与崇高的审美感的汇聚与融合。可见作者陈彦对当代生活的倾心关注和敏锐发现，也见出他独有的深刻思考和难得的生命体验。
——陈忠实
陈彦总是有极其精彩的故事讲给我们。《西京故事》关照的是历史和国家的大的发展趋势，把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以史诗来写，写他们的艰辛和坚持，写他们的勤劳和忍耐，从而使读者，也就是普通生活中的普通人，自然而然，腾飞了他们的梦的翅膀。这就是这个社会的正能量所在，也就是当今文学的灵魂所在。这是一部大作品。
——贾平凹
《西京故事》以强烈的忧患意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饱满的人文情怀直面中国当下的精神问题，呈现了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品格，极为引人瞩目。作家承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传统，以具有思想和情感震撼力的笔触深刻探究着当下社会城里人与乡下人、父辈与子辈两类人、两代寻梦者的精神危机与精神尊严问题。“西京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吴义勤
陈彦是一个生活阅历丰富、见多识广的作家，更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作家。《西京故事》是一部视野开阔，体验深切，寄托了很高的社会人生理想的厚重之作。阅读中我深刻体会到了文字技巧、题材选择，作家人格修养及与文化精神之大传统的“三位一体、融凝合一”。
——李星
后 记
这本来是一个戏剧故事，我写了很长时间，也改了很长时间，搬上舞台后，演出效果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能赢得那么多掌声和热评，甚至包括时尚的网络，也都跟着加热、传热，确实让一个写作者受到了堪称热切的鼓舞。在短短两年多、二十几个省市的数百场巡演中，最大的观众群是当代大学生。他们利用微信、微博随看随发的即兴评论，为这个戏奠定了“民间”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与主流声音汇合后，更显出让人放心的评价真实来。
我之所以要把这个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是因为在这部戏的构思剪裁中，十分不舍地割去了很多有意味和有价值的东西，因为戏剧的长度总是被控制在两个小时多一点，过了这个时间段，再文明的观众，也得考虑脊柱和屁股的物理抗议，因而，在戏剧文本尚未完成之时，我就一直有伺弄小说弥补缺憾的冲动。
我不知多少次说过，写这个故事，源自我居住的西安文艺路的那个农民工群体。他们也可能天天都不是昨天的那帮人，但那种形态，在我眼中，又分明是好多年都没有改变的一个古旧群落。这是一个自发的劳务市场，所谓自发，就是政府并不希望他们这样一日一两千人发散式地占据着半边街道，任喇叭喊、人驱赶地挥之不去。有时下硬手，也见驱赶者把现场能清理得一干二净，可过几小时，那地方又会人头攒动，聚成一个又一个涡流，在与驱赶者躲猫猫，捉迷藏，打巷战、游击战。久而久之，这个市场也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铁杵磨成针地顽强生存下来了。
我开始细心关注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在这个市场存活十几年后的事了。我家也请他们干过活儿，话都不多，很难问出点什么来。城市人对他们在尽量封锁着很多秘密，其实他们对城市人也从不想敞开信任的胸怀。埋头干活，低头吃饭，饺子一人能吃一斤六两，干完活拿钱走人。动作都很机械、畏缩，哪怕是瞒着年龄的十几岁的打工孩子，几乎都感觉不到一颗活蹦乱跳的心的搏动，这是我对他们最初的印象。但我总觉得他们有故事，有很多鲜活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能对我的戏剧创作生命有所破题和帮助。何况自己近二十年来每天从他们身边走过，总有一些情结，想弄懂一点他们的心思。这样，我放下了手头正研究的司马迁、唐玄奘，他们都是我准备搬上舞台的历史人物，端直走进当下，在西安好几个农民工集散地，开始了可以叫作深入生活的采访工作。
在西安西八里村，我先后访问过数十户人家，有些是当地的安排，有些是私下串访。只有深入进去，触摸到了那一家一户、一摊一店地形复杂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实感受到这个特殊群落的人性温度与生命冷暖。很难想象，一个当地居民仅三千多口的东、西八里村，竟然居住着近十万农民工和在附近上学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叫木塔寨的村子，一千五百多口所谓土著，却容纳了五万多农民工的密集充塞。每到上下班时，所有进出口，都有一种面临出海与入海口的感觉。人流放胆恣肆地汪洋着，永远也无法测出广度与深度，就像在一张张木讷表情背后，永远也测不出他们内心的广度与深度一样。在巷内，人与人之间的进退避让，是需要提气收腹、侧身打转的。有些租房，床是错落无序的叠加状态，一家几口挤在一个四面不透风的也叫房的密室中，即使外面阳光当顶，进房不开灯，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我曾经问过几个农民工的性生活问题，他们总是羞于开口，问得多了，也会抖搂两句：累得要死半活的，哪还有心思朝那儿想。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没有条件，不是集体租房，就是举家迁徙而来，在一间房里，胡乱叠架几张板床，哪里还容许弄出那种“失却人伦”的响动来呢。
我的故事主人公罗天福，带着一家四口，就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开始了他们的西京故事。罗天福进城打工，完全是为一双儿女上大学的学费在劳碌奔波。当儿子由信心满满进城，到彻底绝望，自沉数千米深的矿井，意欲逃离现实，自毁人生长城后，这个故事的残破，就拽起了一嘟噜一嘟噜的家庭与社会难题。而像罗天福这样的家庭故事，还带有很大的普遍性，这就是我要反复讲述这个故事的原因。
我在写城市农民工，随之与他们产生对应关系的各色人等，也就不免要出来与他们搭腔、交流，共同编织一种叫生活的密网。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二十五年，到现在也不敢说就融入了这个城市，但我在努力与他们交往。我把这种交往认知，也都付与了这里面的故事和人物。这部作品因为涉及教育问题，因此，大学校园也就成了不得不反复涉足的地方。我那在大学读研的女儿，总是会在我写出的这些段落里面，增添进她认为更真实的资料，并且提供了大量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尚语汇与生活细节。妻子也会在城市平民生活状态中，帮忙找到更真实的生命情感铺陈。
城市与乡村，永远都是两个相互充满了神秘感的“不粘锅”营垒，城市人偶尔会向往田园风光，但终究是去转一圈，对乡村的亲戚发几声嗲、拍几张照片、发几条微信就拍屁股走人了事，那种蓦然回首，那种惊诧和爱怜，始终充满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乡村人对城市既充满好奇，又充满了恐惧、茫然与不安，几乎不知道摊得那么大的煎饼，该从哪里下口。上了年岁的人，转一圈，新鲜一下，就能找到一百条理由急于逃离，只唯恐撤退的速度慢过了心理与生理的最后承受能力。唯有年轻人，才染了红发、黄发、绿发和彩色指甲，穿了迷你裙，背了假名牌包，尽量尝试着外表的时尚、接近与乱真，一次次向城市的中心地带抑或主流舞台冲去，但最终还是被心理与实际距离，阻挡在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的边缘，甚至灰色地带，做着一个又一个欲罢不能的梦。罗天福与他的儿女，都面临着这样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其实，我们谁又不面临这样走向各自的现代的困境呢？他们在努力往出走，并且不希望以变形的人格获取幸福，因而，他们便付出了更大的人生艰辛，以持守做人的本分与尊严。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二元结构”的打破与融会贯通，将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因此，乡村的罗天福们，包括他们的后代，还无法回避这种融合中的精神撕裂甚至肉体的植皮、切腹、
换肝……
故事没有结尾。
陈 彦
2013年4月30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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