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吴梅村诗选_叶君远著_9787020167142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为娄东诗派开创者。长于七言歌行，初学“长庆体”，后自成x吟，后人称之为“梅村体”。该书选注梅村代表性的诗作若干首，并按照创作时间的顺序加以编排，在每首诗下的第一项注释中标明了创作时间，同时对该诗相关的创作背景、主旨大意及艺术特点进行简要的介绍，很适合一般读者了解吴伟业的文学特色和创作水平。

前言

一

吴梅村，名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南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出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中。父亲连举人也没有考取，长期靠当塾师维持生计。他小时候随着父亲在一些大户人家的私塾中读书。禀赋聪颖，十四岁就以擅长文章受到同乡张溥的赏识，成为张溥的得意门生。后来张溥创立复社，他便成了复社骨干。

吴梅村的科举一帆风顺，崇祯元年（1628）考中秀才，三年中举，四年高中会试第一名、殿试榜眼，被授翰林院编修，那一年，只有二十三岁。他曾制辞云：“陆机词赋，早年独步江东；苏轼文章，一日喧传天下。”可见当时的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状。不久，有人借他的试卷参劾主考官周延儒，崇祯帝亲自审阅了试卷，批下“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字，随即又赐假准他回乡娶亲，一时间，“天下荣之”。他把这些看成是旷世恩遇，终其身念念不忘。

从个人历史来看，吴梅村在二十三岁之前过的是一段难得的平静日子，读书、应试是其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从入仕起，他的这份平静就再不能维持下去了。

这首先是因为他赶上了一个矛盾空前尖锐复杂的时代。万历朝后期，延续了二百五十多年的大明王朝便已经显露出末世的气象。朝政之黑暗、吏治之腐败，都为历史上所少见，及至天启朝，阉宦当权，政治更是坏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广大农民被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弄得倾家荡产，无所聊生，有人形容当时“天下之势，如沸如煎，无一片安乐之地”。农民起义已是此伏彼起。同时，明王朝还面临着可怕的外患：努尔哈赤领导女真族在万历末年建立起后金国，公开对明宣战。天启时，山海关以外的绝大部分疆土都已被其吞并。崇祯帝继位之初，虽力图有所振作，但衰乱之势已成，腐朽已极的官僚机器不仅无力扭转局面，反而加速了败亡的进程。到吴梅村出仕时，本来零星分散的农民起义已经连成一片，如火如荼。而后金更得寸进尺地开始攻入明朝腹地，大肆掳掠。明王朝的危机进一步加重。原来一直生活在风平浪静的东南一隅的吴梅村突然置身于全国政治中心，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的忧患意识大大加重了。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还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万历时就已经形成的以东林党为一方和以大官僚、宦官等腐朽势力为另一方的你死我活的党争，一直延续到崇祯朝，只是东林党换成了复社。当政大臣及其党羽大多极端仇视复社，时时伺机倾陷复社人士。吴梅村为复社骨干，自立朝之始，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党争的漩涡。当他娶亲假满，返回朝廷以后，斗争就更为激烈。他多次上疏弹劾权相奸党，“直声动朝右”，可也数番险遭不测，处忧危之中。

崇祯十年，吴梅村充东宫讲读，十三年，出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待到十四年，天下形势已经岌岌可危，李自成、张献忠两支起义军的力量完全超过了官军，清兵对内地的骚扰也愈加肆无忌惮，大乱将至的气氛越来越浓重，而朝廷之上的党争却没有止息，反而愈演愈烈。吴梅村深感处境之险恶，于是“绝意仕进”，挂冠而去，此后虽然接连升为左中允、左谕德、左庶子，但都没有赴任。

崇祯朝被李自成军推翻时，他正在家中。闻讯，他悲痛欲绝。不久，弘光朝建立，他被召为少詹事，然在朝仅两月，因目睹弘光帝之种种腐败荒唐和权臣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之种种倒行逆施，“知天下事不可为”，毅然辞归。

就在吴梅村辞官后两三个月，清军攻下江南，弘光朝顷刻间土崩瓦解。为了躲避战乱，他曾和普通百姓一样流离转徙。之后，杜门不出，在清廷的民族高压下，过着“惴惴莫保”《梅村家藏稿》卷五七《与子暻疏》。的日子。在隐居的九年之间，他写下了大量诗歌，很多代表作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由于其遗民身份和文学创作上的辉煌成就，他在汉族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日重，声誉日隆。

清廷在相继攻灭了几个南明政权，比较稳固地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以后，越来越重视对汉族士人的笼络。由于吴梅村“虚名在人”，清廷把他当成了能够带领汉族士人“入彀”的头羊，强令他出仕。他明知“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又“惧祸及门”，没有勇气抗命，只好违心仕清。顺治十年秋赴京，十一年授秘书院侍读，十三年转国子监祭酒，同年底以嗣母丧为由告假归，遂不复出。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此后，他不断地表达悔恨交加的沉痛心情，述说“竟一钱不值”的羞愧心理。

吴梅村归里之后的三四年间，清廷为压制汉族士人而畜意制造的“科场案”、“通海案”、“奏销案”相继发生。“奏销案”中，他被牵连褫革，“几至破家”；而后又险些被其儿女姻家陈之遴案牵累；紧接着又有小人告他与海上抗清义师相通，更是危险万分，让他惊疑惶怖，忧心忡忡。自此，他小心避世，尽量远离政治，以游山玩水、寻访名胜打发掉最后的岁月。

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672年1月23日），吴梅村去世，享年六十三。

二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人赵翼的这两句名言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巨大的社会灾难往往催生出卓绝的诗人。

经历了明清易代之变的吴梅村正是这种应时运而生的一代诗坛大家。

有材料证明，吴梅村是从考中进士以后才开始学习作诗的。那时，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吴梅村受复社人士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气影响，十分关心国事，而当时的危殆局面更引起他的关注与焦虑。另外，他从小就喜读史书，一入仕，又做了史官（明清两代，翰林院掌编修国史之职），很早就有了要为一代历史作传的自觉意识，萌生了“诗与史通”的思想。这些因素，深刻影响了其早期诗歌的题材取向。翻检一下其明亡前的作品，可以看出直接以时事为题材者所占比例很大，就连不少赠友、怀人、纪行之作也往往语涉时事。这些诗，弥漫着时代风云，融合着作者感伤，意绪苍凉而沉重。读一读《临江参军》、《殿上行》、《洛阳行》、《怀杨机部军前》，就不难体会出来了。

以前有一种说法，称吴梅村“入手不过一艳才耳”，“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认为其诗风是在经历了鼎革之变以后才发生根本转变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吴梅村早期作品中确有一些绮丽缠绵的艳诗，但只是少数，就其总体而言，却是悲慨抑郁，颇具风骨的。

当崇祯朝和弘光朝相继灭亡，原来的家国沦丧的隐忧变成了残酷的现实，并且他本人还亲历乱离，其内心受到更为剧烈的刺激与震荡，诗情郁勃，盘梗于胸中，不吐不快，于是便更加汹涌地喷发出来。

吴梅村现存诗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入清以后所作，较之明亡前，其题材更广泛，现实感更强，格调也变得更为激楚苍凉了。

感时伤事仍然是最有分量的一类。战争破坏，清军暴行，经济压榨，生产凋敝，百姓苦难……一一被摄入诗中。如《新河夜泊》：

百尺荒冈十里津，夜寒微雨湿荆榛。非关城郭炊烟少，自是河山战鼓频。倦客似归因望树，远天如梦不逢人。扁舟萧瑟知无计，独倚篷窗暗怆神。

诗中勾画的是一幅多么萧条的图景，足以让人想见清初长时间的战乱造成了怎样可怕的后果了。再如《感事》：

不事扶风掾，难耕好畤田。老知三尺法，官为五铢钱。筑土惊传箭，呼门避棹船。

此身非少壮，休息待何年。试想，连诗人这样的士大夫都被清初苛重的赋税和贪暴的官吏弄得心惊肉跳，那老百姓呢？还用说吗？

同这些抒情短诗相比，在反映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上，吴梅村笔下的一大批以明清易代之际的人物、事件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显然更胜一筹。它们对一代兴亡做了全景式的采录，写照存真，构成了一部形象化的“编年史”。翻阅之，我们会在《雁门尚书行》中看到明王朝如何在决定最后命运的决战中又一次处置失当而招致惨败；在《吴门遇刘雪舫》中看到李自成军如铁流一般直捣北京的攻势和明朝皇族贵戚凄凉的末日；在《松山哀》、《圆圆曲》中看到叛臣逆子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而追求个人私利的丑恶行径；在《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临淮老妓行》中看到弘光朝君臣荒淫误国的表演；在《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中看到初下江南的清军恣意蹂躏百姓和摧残文物的罪行；在《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中看到清初百姓所蒙受的种种盘剥；在《赠陆生》、《吾谷行》、《悲歌赠吴季子》中又可觇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滥施淫威……你会感觉，金戈铁马、政坛风云、蔓草铜驼、灌莽丘墟、斑斑血泪，俯仰间尽收眼底，让人顿生无限感慨。

故国之思也是吴梅村入清后反复吟咏的一个主题。虽然故国之思同样浸透在其长篇叙事诗中，但是由于叙事方式的要求，诗人很难直接出面，完全以自己的身份、口吻说话，只能借事抒怀，因而那种“换羽移宫万里愁”的感喟往往不得不有所节制，隐而不显，而在抒情诗中就没有了这种限制，诗人每每打开感情的闸门，任其宣泄流淌了：“乱馀仍老屋，恸哭故朝恩”（《再简子俶》），“旧事已非还入梦，画图金粉碧阑干”（《辛卯元旦试笔》），“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金川事去家还在，玉树歌残恨怎休”（《台城》）……句句发自内心，一字一泪，真有“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情味。

在吴梅村入清后的作品中还有一类是写身世之哀的，如《避乱六首》、《遣闷六首》吐露生逢动荡之世的悲痛，《追悼》、《哭亡女三首》倾诉妻子女儿夭折于丧乱的不幸，等等。尤可注意的是吴梅村在迫于压力违心仕清之后自怨自艾的篇章，如《过淮阴有感二首》其二：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临终诗四首》其一：

忍死偷生廿载馀，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债应填补，总比鸿毛也不如。

这些诗感慨沉重，词情恳切，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表白。他对自己人格与品节所做的这种坦率而严厉的解剖与自责，不仅当时，就是在全部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

三

一个诗人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是由他是否对诗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决定的。吴梅村之所以杰出，就是因为他做出了这种独特贡献。

他的主要贡献是在长篇歌行体叙事诗上。我国古代，叙事诗虽然一直不绝如缕地发展着，但是始终数量不多，难以和抒情诗相提并论。在叙事诗发展的长链上，吴梅村的创作无疑是十分光辉夺目的一环。以往还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写过像他那样多的以重大时事为题材的叙事诗，白居易比不上，杜甫也比不上。并且他在这一领域的佳作之多在历史上也属罕见。

其佳作集中于七言歌行一体。如《圆圆曲》、《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等，无不脍炙人口。前人对梅村此体给予了极高评价，如《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袁枚《语录》谓其歌行“用元、白叙事之体，拟王、骆用事之法，调既流转，语复奇丽，千古高唱矣”。汪学金《娄东诗派》谓：“梅村歌行以初唐格调，发杜、韩之沉郁，写元、白之缠绵，合众美而成一家。”以上看法虽不尽一致，但都肯定吴梅村歌行融汇了唐代诸大家之长。就大量使用律句并结合转韵法以使平仄协调，大量使用对偶句以使语言整饬，大量用典等等方面，它是继承了初唐四杰；就敷演情节的手段以及将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技巧等等方面，它是继承了元稹和白居易；就其凄怨沉郁、激楚苍凉的风貌来说，则又接近杜甫和韩愈；就其色泽秾艳的词藻来看，又不无温庭筠和李商隐的影响：这就是说，单从某一方面来看，它很像某一家某一派，可是综合起来，却和历史上存在过的歌行都不相同了，它只属于吴梅村个人。人们把其歌行呼为“梅村体”，原因就在于此。

吴梅村歌行体叙事诗在叙事结构方面的创新尤其值得一提。以往此类作品大体都是采用与时间顺序同步的单线发展结构。吴梅村的歌行打破了陈规，用笔腾挪变化，情节错综穿插，例如讲述吴三桂与陈圆圆悲欢离合故事的《圆圆曲》，一开篇，先从吴三桂为了夺回陈圆圆而勾引清兵入关写起，直截了当揭破全诗主旨。然后折转笔锋，回写吴陈二人的初次相见，以引出陈圆圆。之后，再进一步倒叙，转入对圆圆身世的交代，洋洋洒洒，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才重新回到开头的情节上来，写吴陈二人的战场重逢。等到故事的主要部分叙述完了，忽然又来了两段插叙，写教曲妓师和女伴的感慨和陈圆圆自己的哀怨。整个叙事部分的结构是如此大开大阖，突兀跳宕，简直令人目不暇接，却又无不合情合理，圆转自如。这种结构，是以往的叙事诗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联系吴梅村的时代小说和戏曲的盛行，联系吴梅村本人曾写过戏剧，就不难考察出这种结构的渊源所自了。

吴梅村其他诗体虽未能像歌行体那样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但也都达到很高水准，都有一批出色的篇章。五古如《临江参军》、《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矾清湖》，五律如《病中别孚令弟十首》、《过吴江有感》，七律如《秣陵口号》、《扬州四首》，七绝如《赠寇白门六首》、《口占赠苏昆生四首》，等等，就都是托兴遥深、格圆句秀的好诗。

从艺术上说，吴梅村各体诗歌都十分讲究形式美。其构思之巧，遣词之工，用事之妙，设色之艳，音调之谐，当时诗坛罕有其比，以至钱谦益说他是“以锦绣为肝肠，以珠玉为咳唾”。当然，这种美是刻意修饰而成的，缺少自然天成之趣，连他自己也说：“镂金错彩，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极地”，这是其作品的一个严重不足。但是，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他的作品很少轻率滑易之作，多数都像精雕细刻的工艺品，让人爱不释手。

吴梅村诗歌这种精美绝伦的艺术形式，同其史诗般的宏阔场景与丰富内容，发自内心的哀感怨情相融合，造成了一种既激楚苍凉、沉雄悲壮又缠绵凄婉、富丽精工的艺术风格。清人高奕《传奇品》在形容吴梅村的戏曲风格时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女将征西，容娇气壮。”其实，这个比喻移来形容其诗风也是满恰当的。正是这种“容娇气壮”的诗风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四

吴梅村现存诗歌一千一百首左右，主要保存在五十八卷本《梅村家藏稿》中。

本选本共选诗一百五十一首，绝大多数选自《家藏稿》。只有几首不见于《家藏稿》，系选自四十卷本《梅村集》或当时的某些诗歌总集。不同版本文字上有差异者基本以《家藏稿》为准，而如果《家藏稿》明显有误，则据其他版本径改，不出校记。

为了使读者更方便和更清楚地了解吴梅村思想以及诗歌创作的发展变化，本书没有像《家藏稿》或《梅村集》那样按体编排，而是按照诗歌的作期排序。每首诗的第一项注释中都标明了作期，并对创作背景、主旨及艺术特点略作说明。

在同一首诗的注文中，重复征引的资料最初注明作者，以下则省去。

诗歌题目之下和正文中间的作者原注一概移到注文之中。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